當「總統決策風格」（Presidential decision-making style）儼然成為蔡政府整體運作不順暢的關鍵因素時，改變「總統決策風格」就成為蔡政府救亡圖存的不二法門。「執政決策協調會議」喊停，是一個好現象，顯示最高當局還有反省檢討能力，知過能改，善莫大焉，民之所幸，未來依然可以期待。
與「總統決策風格」有關的另一個大問題，無疑就是「國是會議的迷思」。我在拙作「當前蔡政府決策系統的四個問題」一文也提到所謂「國是會議」的問題，「蔡英文總統極為重視所謂的「國是會議」，是令人難以理解的事。目前已經預告了兩次「國是會議」的召開，一是國民年金，一是司法改革。追根究柢來看，「國是會議」本質上是威權統治時代的產物。比方說，1990年在野百合學運後，時任總統兼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藉召開「國是會議」來回應社會要求自由化、民主化、本土化的呼聲，打擊抗拒改革的國民黨守舊派勢力，是最好的例子。「國是會議」由總統主導，成員通常難具代表性，會議決議又往往成為最後最高的決議，再交付行政與立法部門執行，在威權轉型時期或許有其必要性，但在今天已經民主鞏固的台灣，形同總統公開挾外力破壞「權力分立與制衡」的憲政傳統，不但矮化行政院，也矮化立法院，問題相當嚴重。」
的確，在台灣民主已經建立與鞏固的今天，台灣早就不需要舊時代的「國是會議」。事實上，今天只要台灣立法院會期一開始，人民定期選出的各黨立法委員聚集，
就是天天都在開「國是會議」，又何需總統召開所謂的「國是會議」？最近，「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的會前會陸續登場，不只檢察總長、法官協會和檢察官協會公然質疑與會人士的代表性問題，還提出司改議題黑箱作業等質疑，社會各界更不乏質疑的聲浪，連全國性民意調查也發現人民對蔡政府司法改革信心薄弱。何以致此？蔡政府絕對不能充耳不聞，否則又是一場災難。
再以「年金改革國是會議」為例。蔡政府為推動年金改革，在總統府設「年金改革委員會」，成員38人，開了20次正式會議，四次分區座談，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耗時半年多，最後再開「年金改革國是會議」，提出若干改革方案；過程中陳情抗議衝突不斷，社會動盪，共識難以達成。即以，較具體的「公教人員十八趴優惠利息」和「公教人員所得替代率」兩項改革方案，迄今仍無法獲得社會多數的支持，更別提公教人員的反彈。未來，立法、考試兩院審議，必然仍將風波不斷，令人不忍卒睹。「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會走出一條截然不同、陽光普照的道路嗎？我深以為憂。
＊作者為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東吳大學政治系兼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