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淑雯是一九七○年出生的都市小孩，彼時正是台灣白色恐怖的另一高峰——鎮壓台獨。她印象深刻的是小學的「司令台時光」，領袖的符號以及任何要人服膺於蔣氏政權的教條，藉由調教口音、儀態與思想穿透到每個小學生的生活，譬如聽到國歌時要放下手邊所有的事情。
「對我來說，最劇烈的是調教口音，我的舌頭像是被修剪過的。」遭修剪的除了說話的腔調，還有說話的內容，本質上改變了一個人的習慣。胡淑雯那一口流利且標準的國語特字字分明，毫不含糊。若我們過去未曾意識到被調教的口音，或許正是因為早就習以為常。
童偉格則是出生於鄉土文學論戰發生的一九七七年。來自礦村的他回憶，父族輩世世代代居住偏鄉，生活以餵飽肚子為目的，始終自外於都市中心肅殺的政治。在小學時即迎來解嚴，「相關的禁忌不再是那麼一回事。」
編選原則作品先行、意念後設
出生相隔七年，都市裡的胡淑雯與偏鄉的童偉格有著不太一樣的經驗與感受，正凸顯白色恐怖的差異與複雜。因為粗暴的國家體制細膩地安排日常生活的細節，日復一日地政治動員，習慣成自然，但有些外顯，有些內隱。
文學讓差異擴增、讓複雜性被留存，同時通過美學標準淬煉。胡淑雯說，文學是公有地，無法由國家或商業利益完全把持。童偉格解釋，兩人在編選過程中以作品先行、意念後設，當這些各自相異、互不相容的微觀經驗被收攏在一套小說選集之中，反而映照出整體社會的閎觀結構。
小說選收錄了賺錢之神邱永漢的作品〈香港〉，這是最令胡淑雯驚豔的。一九五○年代的香港跳脫白色恐怖，蘊藏了流亡者的冒險奇遇，「這些珍稀的細節如果不收錄，很可能就會消失在台灣的文學地景。」
如同胡淑雯所言：「傷殘的身體或許可以靠義肢幫忙，但是精神是無法裝義肢的。然而，傷殘的歷史或許可以靠小說幫忙，小說是精神的義肢。」於是虛構的小說成為一道蟲洞，回到真實存在的過去。
文學也還原被壓扁的言論空間，差異不僅存在於小民，也是政治受難者的距離。白色恐怖經常被認為是國家冤枉、造假、判錯，然而回到一九五○年代，不乏有人在二二八事件的挫敗後，重新加入共產黨、重整地下組織，嘗試抵抗挫敗，而又挫敗。
藍博洲的小說《台北戀人》還原了當時大學生搞運動、發展地下黨的過程。他們和李昂筆下的〈虎姑婆〉謝雪紅一樣，是傳說中的革命英雄，卻也是傳聞中的「匪諜」。
讓文學成為脫離媚俗的途徑
在全球反中、反共思潮下，要如何理解當年這些傾向中共的台灣人？胡淑雯認為，文學的價值不在於呼喊正義，也不在於成為一種「好的」政治文宣，更不必宣告任何想像，而是呈現人與生命，有關屈節、背叛、負罪與無能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