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觀看這些殘缺的災難照片，那種不當窺視的感受，某種程度已成為民眾的道德直覺，不然，當報紙將明顯可見的遺體放在頭版時，不會引來那麼多抗議；上周，有兩家報紙將馬航空難災難現場遺體橫陳的畫面放在頭版，我的視線刻意避開那個區塊，這不是逃避現實，我自認是對死者起碼的尊重。
然而，直視痛苦是記者的天職，即使桑塔格都必須承認，再不忍卒賭，我們必須直視如越戰、波士尼亞等等殘暴不仁的戰爭照片，在敘利亞等戰地採訪陣亡的記者是英雄，因為他們傳回地獄的實況，催促著大家的良心，必須採取行動。
當然，作為洩露天機的地獄使者，卻是不容易的，戰地記者不但是高危險的行業，他們也留下了心靈創傷，Carter遺書中留下這樣的話語，「那些殺戮、屍體、憤怒與痛苦----那些受傷、即將餓死的孩童----成為鮮明的記憶，不斷的折磨著我。」
台灣媒體的英雄事蹟不多，在幾個重大災難事件中，從八八風災到澎湖空難，我們通常是喧鬧膚淺，而且經常犯規，但即使如此，當日本311大地震的節制報導一度成為各界教訓台灣媒體的典範時，事後的證據卻顯示，日本媒體的節制換來的卻是政府的漠視，那一種模式好?目前未有定論。
然而，這還是無法成為媒體的藉口，就如攝影大師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所說，「拍照，其實是某種程度的侵犯，如果缺乏必要的敏感性，終將淪為野蠻的行徑。」
這句話同樣適用於媒體，不論文字或攝影，如果我們心中缺乏人道關懷，那麼，媒體這一行不過就是窺淫狂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