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預警新冠肺炎疫情的牙科醫師李文亮之死，令不少人悲憤不已，他留下的那句：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依然讓人深思。知識份子大聲疾呼我們這個國家經此一疫能夠鳳凰涅槃，我們不知道頂層設計能否有此決心。不過，我們仍然期盼未來在中小學的課本裡有介紹這位「不是從天而降的英雄，只是挺身而出的普通凡人」的小篇章，傳遞給下一代的不是對李文亮的頂禮膜拜，而是他說的那句話以及一個公民應有的責任感和正義感。
邱吉爾是英國最富盛名的一位首相，他在任內領導英國取得二戰勝利，他在2002年BBC所作的100位最偉大的英國人中排名首位。就是這樣一位英雄式的人物，在英國二戰後的首次大選中卻失掉了首相的寶座，當時有記者採訪邱吉爾：「你在二戰中戰功卓著，卻失去了首相寶座，這是否意味著英國人的忘恩負義？」邱吉爾肯定地點了點頭，說：「是的。」但他接著說了一句名言，「但是，Ungrateful characteristics is a great nation(忘恩負義是偉大民族的特點)」。這句話後來又被引申為：「對他們的偉大人物忘恩負義是偉大民族的標誌。」
通過這個故事，人們大多看到邱吉爾的胸襟豁達，而沒有看到後面的西方自由主義傳統。邱吉爾被趕下臺，是因為自由社會害怕「超人」的產生。英雄產生于社會失衡狀態，超人產生于英雄，英雄是可以接受的，但僅僅是在失衡狀態———如二戰中。在社會平衡的狀態中英雄如果繼續被推崇，英雄主義的後果便是超人的產生，超人是誰？希特勒是超人、史達林是超人。超人的出現會帶來獨裁甚至極權，這是自由社會所擔心的，所以理智保守的英國人在戰爭結束後制止了超人的產生。這是自由社會的一種防範機制：要防範惡，先防範有可能趨向於惡的善。因為在自由主義看來，政治的目的不是促進善，而是防範惡。
相反，共產主義的中國不管社會處於失衡和均衡狀態，都會對英雄和超人孜孜以求。中共建政之前，毛澤東被共產黨人捧為中國人民的大救星，奪取政權後，繼續接受人民的頂禮膜拜，搖身一變偉大的舵手、人民領袖，也一手釀成了中華民族史上最深重的磨難。儘管毛已經去世多年，民間對的造神運動依然如火如荼，一些中國農村地區的寺廟都為毛塑了偶像、上了排位，他儼然已經在另一個世界封神，接受萬世的香火。在農村地區的廟會遊行中，毛的畫像依然會出來打頭陣，老一輩的人美名其曰：「開天闢地」，毛的地位一下追上了神話傳說中的盤古。
今天的共產主義中國又在塑造一個可以和毛比肩的偉大英雄，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惡。在外界看來，中國官僚集團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反應和十七年的非典相比，並沒有太多進步，我們依然能看到故意隱瞞、拖延和卸責的官僚作風有過之而無不及，更為罕見地一幕是從上到下相互踢皮球。今天中國的政治體制和十七年前並沒有太大差別，唯一的變化是中央權力結構的變化，首先中央集體領導變為「兩個維護」或「定於一尊」，其次以往「隔代制定接班人」的慣例被廢除，再者國家主席的任期不再有限制。以上這些變化都是在為超人的出現做好了充分準備，而限制惡的機制卻在不斷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