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英談判之後到佔領中環之前，香港人經歷了數次身份認同的轉換，每次轉換都含有針對中國大陸崛起的反思，也有針對香港本土既得利益團體的反抗。如果把香港從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中扮演的關鍵角色抹去，香港能否有今日的榮景以及相應的「富貴病」，非常耐人尋味。對香港的80後與90後而言，面對高不可攀的房價與發展受限的本土經濟結構，用中華民族認同包裹的經濟發展主義政治訴求，已經不具足夠的吸引力。這並不表示這類上溯鴉片戰爭的政治訴求是錯的，而是要香港新生代接受這套論述，又心甘情願地接受各種既得利益，還要面對來自內地滔滔不絕的競爭，傳統天朝招安套路與威權統治彈壓只會造成反效果。香港人過去因為經濟成就而自然產生的優越感，已經在大陸綜合國力的衝擊下成為了幽微的失落感，近年來更惡化成對中國大陸人事物的抗拒與敵視。這種逆反心理與集體鄉愁，是政經轉型陣痛期中的必經的副作用。時間會沖刷一切，更全面細膩的溝通與理解非常重要，北京與香港的精英階級責無旁貸。
將前面段落當中的關鍵字換成台灣，一樣適用。
依北京在回歸後對香港的頂層設計，對台事務歸中央管，港府無權置喙。值此兩岸關係冰封的時刻，很難期望港台兩地公部門高調交流。 雖然港台之間通行無阻，卻很難在香港感受到台灣，在台灣也很難感受到香港，雙方民眾對彼此還有很多美好的憧憬與簡化的誤解。這固然有歷史文化語言政治等因素，但也指出了港台關係還有很多改善空間。在許多不同的領域，港台對彼此各有不同的軟體與硬體優勢，策略性的「軟硬整合」應該可以創造互謀其利的雙贏局面。
在商業與學術的領域，港台是最能也最需要在互利互信的基礎上展開對話與推進合作。這份工作不該由政府領導，而應由民間主導。台灣方面，尤其是尋求更多元、更國際化發展路徑的個人與企業，應該採取主動，不要劃地自限，在「滬港通」與「深港一體化」的大趨勢中繼續邊緣化。對台灣而言，尤其是金融業，香港的資本市場基礎建設是全球金融體系中的關鍵節點，背靠深圳創新腹地的地緣優勢，也是追求轉型的台灣傳統產業必須持續關注與投資的重點；對香港而言，台灣發展多年的高科技資訊業與製造業基礎，是香港尋求新經濟增長點不可或缺的人才資源儲備庫，較為寬鬆的政治氛圍與更親民的房價，對中產階級有一定吸引力，但要吸引真正的大中華區精英長期落腳，台灣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香港回歸時，鄧小平曾說過，香港五十年不變，2047年的香港會是什麼樣的場景，是個不斷繚繞的問題。王家衛在電影《2046》中說：「每個去2046的人都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找回失去的記憶，因為在2046，一切都不會改變。沒有人知道這是不是真的，因為去過的人，沒有一個回來過。」2046尚不可知，遑論2047？中國在變，世界也在變，人類文明史上唯一的不變就是變。「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三十年後的未來，很難看得準。如今香港在紛亂的國際局勢中似乎失去了方向。一昧傷逝喟嘆美好的回憶，沈醉在一切不變的夢境裡，只會像馬奎斯魔幻寫實小說中的人物一樣，卡在百年孤寂之中自我耽溺，徒然浪費了大好青春。
機會是創造出來的。香港與台灣在過去三十年之中趕上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機遇，賺了大筆機會財。未來的三十年，中國經濟的體質與發展模式需要更深刻的整改，憑藉香港與台灣厚實的基礎與經驗，有資格亦有能力在競爭愈發激烈的大中華區扮演積極關鍵的角色。時間剛剛開始而已，香港與台灣應該對自己有信心。
＊作者為旅居香港的金融觀察家與專業投資人，源鉑資本（Kyber Capital）執行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