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上演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選舉是選舉制度改變以來的第一次，意義重大。根據香港基本法第45條與68條，特首與立法會普選是一個參酌實際情況與循序漸進原則的努力目標。這與回歸後香港感受的政治現實相比，仍只是一個長期目標。關鍵在於北京不可能完全對香港追求高度自治的政治進程放手不管。這裡面除了中國大陸複雜的內部政治因素之外，也需要衡量國際局勢與地緣政治。中國在融入國際政經體系時必須要有緩衝區。從《中英聯合聲明》與《香港基本法》中的許多設計，都可以看出這份用心。所謂「五十年不變」本來就是不可能的，當初北京在實力不足時，不想讓境外勢力透過香港對中國搞和平演變，又要回收香港主權，因此必須在「漸變」與「劇變」之間尋求妥協。
香港對中國政府最大的價值，就是香港是在中國人統治範圍內依循英美普通法等國際標準運作的自由貿易港與全球金融中心。一百多年來積累的厚實基礎以及巨大的制度紅利，促使北京領導人不該、不能也不會讓短期政治紛擾損害長期利益。緩衝區是雙向的，當香港公民追求建立一個真正民有民治民享的問責制度時，必然會對內地建立公民社會的嘗試起示範作用。示範要有作用，脫離政治現實是不可能的。
當前中國面臨內外交逼的困局，期望北京立刻允諾普選，甚至期望香港人相信北京的允諾是真誠的，難度很高，但不失為一個持續努力的目標。對香港、中國、乃至亞洲與世界而言，維持香港在全球經貿體系的獨特地位，利益極大。這些利益是否能讓更多公眾參與分配，或是分配方式是否能夠公平合理到讓民眾有誘因不訴諸激烈的政治手段，香港與北京顯然面對了一份未完成的答卷。離2047年還有30年，這門測驗還沒到收卷的時候，大家應該更有耐心，從容應試。
2014年發生的「雨傘革命」、占中事件，甚至2016年初旺角騷亂，突顯了香港社會近年來關於認同的撕裂，歷史上香港一直是許多國際勢力在華管理殖民利權的前哨站，也是許多國家級情報機關交鋒的前線。解放軍自己提出了「超限戰」的概念，面對大規模群眾示威時，不可能不感到疑懼且嚴加戒備，某些過激手段也讓香港人反感，例如「銅鑼灣書店」之類的「跨境執法」事件。考慮到中共政權的實力，跨境執法本來就是「不為也，非不能也」。這些事件若放到中國大陸的政治權鬥脈絡當中理解，可以推測北京領導人感受的「國安威脅」有多大。一個有趣的思想實驗是：如果某個美國政府視為國安威脅的敏感人士在上海被美國特務帶走，國際主流媒體的報導批判視角將會如何轉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