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貞昌認為特別條例第七條已經授權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命令或措施」，但法律授權的行政處置─不論是規定或命令，不能超越憲法，尤其法律平等原則不能只管制特定身份，遑論禁止學校師生出國，未必能完全阻止境外移入。
至於《傳染病防治法》第七條，「明定主管機關應實施各項調查及有效預防措施，以防止傳染病發生；傳染病已發生或流行時，應儘速控制，防止其蔓延。」有效預防措施應該不包括「違憲」；該法第五章「檢疫措施」，確實規範「對未治癒且顯有傳染他人之虞」的傳染病人，「通知入出國管理機關，限制其出國（境）」，一旦治癒無傳染他人之虞時，再通知解除境管；換言之，政府只能境管「病人」，而非一體適用於健康人。
這也是為什麼疫情緊張，會有要求總統發布緊急命令的呼籲，以讓指揮中心取得憲法保障的例外權柄，蔡英文總統則強調，此刻的疫災和過去發布緊急命令的天災事變狀況不同，既提早因應，也快速立法（特別條例），未來是否有發布緊急命令的需求則要疫情發展而定。從這個角度看，蔡英文對節制總統權力頗為自覺，對此舉是否擴大民眾恐慌，甚至影響國際對台灣疫情「可能瀕臨崩盤」的錯誤印象，也極為謹慎。
疫災衝擊全球，台灣防疫節奏進退有度，這是考驗民主體制能否「因應疫災之變」的重要時刻，總統節制權力，政府無違憲法精神，民間自主管理，則為民主台灣之幸；舉例而言，就算政府沒有禁令，「疫邦不入」也該是每一位國人自保的常識，民間企業大可暫緩或要求員工出國採報備制，或不待政府通告就限期員工暫緩出國，這屬民間契約的自主行為，非關國家機器對個人自由權利的壓制（校園自主亦然），誰曰不可？防疫是全民的大事，不能一股腦都推給政府，更不能因恐慌放任政府壓縮人民自由權利而喜不自勝，否則，台灣距離「再戒嚴」也將只有一步之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