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2月19日北京方面的舉動是對涉及疫情負面評論的媒體懲罰，那麼後續的做法，顯然就無關具體媒體的事項，純粹是和美國在媒體領域進行對抗。
這樣的做法是否有效、恰當，甚至對於中國大陸新的全球敘事是否有利，都值得商榷。
BREAKING: China to Expel New York Times, Washington Post,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ers From Country https://t.co/9KlHI8mRqc
— Mediaite (@Mediaite) March 17, 2020
自上世紀以來，中國大陸領導人就一直有借助外國媒體，尤其是美國媒體向全球傳遞信息的傳統，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再到江澤民，都有通過記者的專訪來輸出其觀點的例子。
如果世界需要中國的故事，而中國大陸也希望向外輸出自己的故事，那麼這樣的故事顯然不應該僅僅局限於自身媒體的宣傳與對外。同樣，需要來自外部的視角，進行報道與描述。更何況，中國大陸的敘事方式，一直以來很難獲得其他一些國家的認可，尤其是在歐美國家。
如果說中國大陸助力全球抗疫的敘事可以有務地樹立起自身的領導者形象，那麼中美之間在媒體領域的對抗，對商業媒體記者的驅逐，則將極有可能削弱前者的敘事，讓這些敘事有說服力、影響力打了折扣。
這種做法上的矛盾，雖然可以從中美兩國之間的對抗尋找到一定的解釋，然而此舉的出現，卻將意味著中美兩國之間的關係將進入更加無法退回的地步。
相較於貿易戰、科技戰等存在利益關聯的領域，媒體戰更接近意識形態上的對抗。在此時此刻，當中國大陸極力塑造自己是全球化的守護者與實踐者之時，卻又在意識形態上樹立起與主流價值觀不同的取向時，其全球敘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說服其他國家的民眾，也就存在一定的問號了。
並且，此次疫情的暴發與全球性蔓延，與全球化在過去二十年的快速發展不無關係。此次疫情之後必然引發全球性反思，無論是全球化供應鏈，或是基於自由主義的全球秩序，都將產生無法逆轉的影響，存在某種程度上的退回——即關鍵性、戰略物資生產供應鏈的調整、政治上回歸民族國家而非極力推崇全球化大同世界，將影響到全球秩序的走向。
中國大陸作為這二十年快速全球化的受益者，如何在敘事上給出更好的版本，讓自己在這一波變動中處於有利的位置，將極為考驗其敘事能力與方式。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僅僅依賴自身的宣傳系統，將很難完全取信於人。這從中國大陸官方媒體的言說在台灣、香港等地的反應，就可以知道。
所以，接下來中國將如何繼續自己的全球敘事呢？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