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肆虐全球，為了防疫的需要，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給了需要居家隔離及檢疫者一個行動電話（手機），進行監控。其若其離開居住處，就會發出一封告警簡訊，要求其回覆，以掌握其去處，並要求立即回到住所。受隔離或檢疫者若不配合，立即由警察協助尋找其所在，甚至是強制隔離安置。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解釋，這一個系統監控的是行動電話的訊號是否超出特定範圍，只取得訊號的位置資訊，沒有其他資訊，「符合比例原則，也符合去識別化及法規要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代理主委也表示，發給居家隔離或檢疫者行動電話，甚至是直接監控其所使用的行動電話，進行定位，是依據傳染病防治法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定，並不違反憲法。然而，真的是如此嗎？
我們先從《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以下簡稱「《通保法》」）來看。首先，《通保法》主要是為了規範執法機關以通訊監察等方式，蒐集犯罪證據。相對地，利用行動電話監控居家隔離或檢疫者，是為了使特定人與外界隔離，避免新冠肺炎傳染蔓延，維護社會大眾的生命及身體健康。是故，使用行動電話進行監控的作法，不適用《通保法》。再者，《通保法》雖然有通信紀錄（包含行動電話所在位置資訊）調取票的規定，但調取票只能向電信業者調取特定人使用電信服務「後」所產生的位置資訊，並不包括「即時」透過電信業者，取得其用戶的位置資訊。因此，利用行動電話監控居家隔離或檢疫者，沒有《通保法》的適用。
甫通過的新冠肺炎條例（全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是否能夠作為其法源依據呢？答案極可能是否定的。在這一個條例中，較有可能作為這一個處置的依據的是第7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以之作為使用行動電話監控特定人的行動的依據，幾乎不可能合於法律明確性原則的要求。詳細地來說，一個人即使位處於公眾場所，仍享有隱私權，為憲法第二二條所保護（釋字第689號解釋及最高法院在106年度臺上自第3788號判決參照）。舉輕以明重，個人於公共場所中既然都受有不受監控的權利，在私人處所中更應該也享有此一權利。隱私權並不是不能限制，但必須要有明確的法律。（釋字第443及768號解釋參照）。以新冠肺炎條例第7條作為前述電子監控的依據，並不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的要求，因為該條僅有「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等極為抽象、概括文字，欠缺行政機關所得使用的手段、對象、要件及程序的規定，幾乎無法預測依據該條文，行政機關所能夠實施的措置的範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