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朝4/4の各紙は、教育勅語が教育の現場で使われることを政府が容認したことについて、大きく取り上げている。これって、世界的には「ドイツがヒトラーの著書『我が闘争』を教育の現場で曖昧な形で取り扱うことを容認する」ことと同意に取られるよね。ドイツはそんなこともちろんしないんだけどね。 pic.twitter.com/56FFaQopdl
— ỸU$ÛKĘ ỬÉDÅ (@yoox5135) 2017年4月4日
日本政府雖不反對將《教育敕語》教材化，但同時強調是在「不違法」及「妥善考量」的情況下，不允許學校教職員向學生傳授軍國主義相關內容，菅義偉在日前的記者會上表示，《教育敕語》在現今已失去法律效力，將其作為日本教育唯一的根本理念進行指導並不適切。
2018年度起納入小學教材
針對《教育敕語》即將自2018年度起正式做為小學的道德教材，不少在野黨黨員透露擔憂，民進黨幹事長野田佳彥在3日的記者會上表示，單看《教育敕語》的部分內容的話，可能會有人產生共鳴，但全文的整體核心思想還是「主權在君」，日本當局應謹慎探討把這種思想，拿來作為教材是否合適，對政府的應對提出質疑。
今日の朝日新聞の1面、3面を見て驚いた。「安倍政権は教育勅語を肯定の動き」とある。エイプリルフールネタでもなければ戦前の新聞見出しでもない。今現在、目の前で起こっていること。 pic.twitter.com/Aq8yAU99Fy
— Tad (@CybershotTad) 2017年4月1日
共產黨書記局長小池晃則批評：「這是不正常的決定，《教育敕語》本身就違反了《憲法》和《教育基本法》，顯現出當今安倍政權的危險態度。」《教育敕語》於1890年發布後，在紀元節（2月11日）、天長節（天皇生日）、明治節（11月3日）、元旦（1月1日，又稱四方節）等四大節時，學校都會舉行儀式，由校長向全校學生朗誦《教育敕語》。
台灣老一輩也念過
在二戰十五年戰爭時期（指1931年九一八事變、八年抗戰至1945年《波茨坦宣言》日本投降期間）時，《教育敕語》一度被極端神聖化，多數學校都會將《教育敕語》與天皇、皇后的相片，一同供奉在奉安殿、奉安庫等重要場所，並要求學生背下全文，連當時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也不例外。導致《教育敕語》逐漸從原本的強調道德教育，化身軍國主義的教典。
明治29年（西元1896年），芝山巖國語傳習所（士林國小前身）的畢業生、也就是首批在公校學習日語的學生，應該是最先讀到《教育敕語》的台灣人。當時畢業生代表柯秋潔（後來任板橋林家總管、總督府評議員）在畢業典禮上就誦讀了漢譯的《教育敕語》。明治30年台灣總統府更頒布訓令，規定台灣公私立學校都要捧讀《教育敕語》，還要以漢文加以解釋、「貫徹聖意」。
大正8年（西元1919年）的〈台灣教育令〉規定，台灣人應該符合《教育敕語》的精神，《教育敕語》後來甚至成為《公學校漢文讀本》第六卷的最後一課。中研院的學者陳瑋芬曾指出，曾經歷過日本教育的台灣長者，至今仍有人能背誦出《教育敕語》的內容。
戰後神格地位不再
二戰結束後，受駐日盟軍總司令（GHQ）佔領影響，日本不再將《教育敕語》作為教育的根本規範，同時廢除在四大節上朗誦《教育敕語》的規定，隔年（1946年）則禁止以供奉、神格心態看待《教育敕語》。日本在昭和22年（西元1947年）公布《教育基本法》時，雖一度想將《教育敕語》納為基礎，但遭到GHQ反對，而後眾參議院通過失效決議，《教育敕語》正式作廢，相關謄本遭到回收。
由於《教育敕語》在二戰後期，多被用來講述軍紀，與軍事教育、軍國主義等連結在一起，故隨其廢除後，幾乎很少日本民眾會在公開場合聽到《教育敕語》的相關內容，但日前爆出森友學園風波時，其營運的塚本幼稚園教授學童《教育敕語》，也再次引起日本的國內爭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