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四條宗旨，一直被雷震拿來當做精神指標，附印在每一期《自由中國》的內頁之中；而創刊號的發刊詞與第二期的社論均強調「反共抗俄」的必要。從發刊宗旨到發刊詞可看出，《自由中國》刊物的推動者，原先還評估國民黨與共產黨尚可在大陸「劃（長）江而治」，但隨著戰局急轉直下，國民政府從南京遷到廣州，又遷到重慶，最後來到台灣。當國民政府退到台灣之時，也正是自1928年取得領導地位的的蔣中正陷於政治生涯低潮之時，當時國民政府處境艱難，軍事敗退，外交失勢（美國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因此實有必要爭取「海外的第三勢力運動」，以穩定人心，《自由中國》似剛好填補了此一需求。因此初創階段的《自由中國》，與國民黨當局之間，有過蜜月期，經費由教育部補助，雜誌社使用的建物由台灣省政府提供，國軍部隊也訂閱《自由中國》刊物。
但隨著韓戰爆發，美國一面對中共採取圍堵政策，一面恢復對我美援，下令第七艦隊協防台灣，又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國際局勢的變化逐漸有利於中華民國；而國內政局也漸趨穩定，《自由中國》對政府當局的意義，已不再如創刊之初那樣的急切，兩者關係乃漸漸發生變化[1]。於是以「反共抗俄」起家的《自由中國》，漸漸將論政的方向從原先對中共、蘇俄的批判轉移到對台灣內部問題的反省與檢討，且隨著國民黨越走向黨國體制，與《自由中國》所倡導的自由民主理念越不相容，兩者關係乃漸行漸遠，終至走上對抗。
1956年10月31日是蔣中正70大壽，蔣總統向全國表示，「婉辭祝壽，提示問題，虛懷納言」；《自由中國》順勢推出「祝壽專號」，公開向蔣總統建議：（一）選拔繼任人才；（二）確立內閣制；（三）實行軍隊國家化。此一「祝壽專號」，引發國民黨及軍方嚴厲批判，稱《自由中國》為「共匪統戰鋪路」。1957年8月起，連續7個月，《自由中國》以「今日的問題」系列探討當前政治面貌，並提及到「反對黨問題」，認為「客觀情勢指出，在今日自由中國出現新的反對黨，應有極大的可能。」
1960年5月18日，無黨籍人士和民青兩黨人士，針對4月份的省議員選舉，召開「在野黨及無黨派人士本屆地方選舉檢討會」，與會人員包括雷震、李萬居、高玉樹、吳三連、楊金虎、許世賢、郭雨新、郭國基、蔣勻田、朱文伯、齊世英、傳正等72人，會中強烈批判選舉舞弊，其中，郭國基的一段發言為後來的組黨行動起到關鍵性的影響，他說：「今天民青兩黨的力量委實太小了……他們（國民黨）目中無人，一向專制獨裁，對民青兩黨對於他們種種不滿意的行為，可以置之不理，這是由於民青兩黨本身的力量不夠大，所以我希望把民青兩黨整個全部解散，和台灣一般民主人士共同來組織一個強有力的在野黨，發揮民主的力量。」郭國基此一談話，促使會議決議「組織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以下稱「選改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