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溯擴大政府財團法人範圍，手段粗暴
此次草案在第二條第三項新增回溯規定，規定中華民國34年8月15日以後，我國政府接收日本政府或人民所遺留財產，並以該等財產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均視為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所以新增此規定，恐於擔心台灣糖業協會改為武智基金會，公產被轉為私產的個案重現。然被點名的法人如台灣郵政協會、台灣電信協會等，雖為接收日產成立，但大多數早已由相關部會可以指派董事或理事掌控，在扁政府時代也透過修改相關章程的方式，更加強化了政府對此等法人的控制。政府部門甚至透過此等非官方色彩的組織，協助台灣在特殊的國際處境與兩岸關係上，得以參與國際的活動，或進行兩岸的合作與交流工作，扮演了官方功能的角色。類似台灣糖協個案發生的可能性已經降低。
對於本已可以控制的法人，蔡政府不思如何善用其功能來協助政府或從事公益事務之推動，反而卻將其汙名化，甚至透過武斷立法，將原本在既有法律規範秩序之下運作的法人，通通強制劃歸為政府捐助的財團法人予以更嚴格的控制，不僅霸道而破壞既有法律秩序，恐會衍生更多諸如任用私人、濫用資源等流弊。
（二）主管機關本有充分監督之權，亦可透過司法解決爭議，立法擴權無正當性
無論政府捐助或接收日產成立之法人，其設立目的本有公益性，依照民法的概念，捐助者一旦捐出財產後，即喪失所有權，法人的運作主要依據組織或捐助章程，由主管機關監督與法院共同把關，政府甚至捐助者均不宜介入過多。
政府根據民法與相關監督準則與要點，對此等法人本有監督之權，甚至於其違法或違背章程時，可以撤銷登記許可，由法院裁判解散，其實無須過分擔心此等法人運作脫離常軌，更無須重複立法增訂政府解散財團法人之權。且這種雙軌共同把關的制度，更可避免行政部門片面介入此等公益領域的運作與資源分配，讓法人的公益性可以更為確保，遠比此草案把解散權全部授予行政機關決定更為妥適。最後就算武智基金會的情況重現，政府亦可以透過司法途徑確保其捐助的公產不為私人所用。
況且，目前政府捐助的財團法人，大多數仍需要政府的補助方得以維持運作，對於需要仰賴政府財務之助的法人，政府竟自稱無法控制，實言過其實且有跨大之嫌。蔡政府高舉維護國產大旗，試圖抹黑這些財團法人與過去執政的國民黨政府，表面上想樹立一種落實轉型正義，追討國家財產的形象，本質上卻更想積極掌握這些資源，以供日後他用。這樣反而使原本應該用於公益目的的資源，參染了更多的政治性，並使原本用於一定公益目的資源，更增被移轉他用之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