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秋，當時我還是日本的大學文學研究所的研究生，正決定以二戰後初期海峽兩岸的學術文化互動，以及台灣知識分子如何面對「殖民後」的二戰後台灣變局為中心，展開往後的研究課題。為了蒐集研究資料，除了遠赴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調查資料，並受到當時還任職於胡佛研究所的張富美教授之熱心幫助，至今我仍非常感謝她。此外，還往返於大陸與台灣之間尋找歷史的軌跡。因時任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主任陳漱瑜先生與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專家秦賢次先生的協助，我從秦賢次先生處輾轉取得了魯迅、陳儀的摯友，台灣光復後任台灣省編譯館館長許壽裳先生未公開的日記（從1940年8月1日到1948年2月18日逝世當晚），因為相當具有史料價值，我立即和長期從事魯迅研究的關西大學北岡正子教授商量，北岡教授認為應該設法出版，以供更多學者利用。後來，透過陳漱瑜先生的聯絡、介紹，我在台北拜訪了時已過古稀之年的許壽裳先生次男許世瑮先生，又在北京拜訪了許壽裳先生的最小女兒，已過還曆之年的許世瑋女士，經過多次的「道德勸說」後，他們同意將尊翁的日記交由學術機關無償出版。
為了《許壽裳日記》的出版，北岡教授立即和被日本學術界尊稱為「丸山魯迅」，時任東京大學教授的丸山昇先生商量籌議。1991年夏，北岡教授帶著我在京都大學會館和丸山教授一起討論出版細節，其後經由丸山教授的奔走，得到當時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丸尾常喜教授的大力協助，由該研究所東洋學文獻中心接受《許壽裳日記》的出版，爾後在陳漱瑜先生的協助下，北岡教授、秦先生和我開始整理工作，並於93年3月底出版，列入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東洋學文獻叢刊，贈送給和東京大學有合作交流關係的日本國內外大學、研究機關及少數研究者。同年6月，丸山教授出面召集昔日「魯迅研究會」的同人及弟子們，各掏腰包捐款招待許世瑮先生夫婦來日，在東京大學學士會館舉行出版慶祝會，慶祝會上許世瑮先生緊緊抱著剛出版的《許壽裳日記》，隱忍許久的無限委屈與感動一時難以控制，泣不成聲的說「我此生心願已了」，出席的日本學者們都覺得能為許壽裳先生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感到非常欣慰，許世瑮先生的短暫東京之行中，北岡教授和我還特別陪著許世瑮先生去文京區本鄉看了昔日魯迅先生和許壽裳先生留學時代住過的故居「伍舍」。（當時魯迅、周作人、許壽裳、錢均夫、朱謀宣五位留學生同住，自署租屋為「伍舍」。）如今，許世瑮先生早已逝世，而促成《許壽裳日記》出版的丸山昇教授與丸尾常喜教授也在這3、4年內相繼過世，令人不捨與懷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