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歷史學家謝德爾（Walter Scheidel）認為薪資水準不會受到影響。謝德爾說：「勞動力受到的影響已經被限制到最低程度，所以不會出現勞動力短缺。」他在2017年出版的《偉大的矯治者》（The Great Leveler）一書中，考察了石器時代以來不平等的驅動因素。
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Bank of San Francisco）的經濟學家、國家統計局論文作者之一約爾達（Òscar Jordà）也抱持這種觀點。
「我預計薪資的變化情況不會像以往的大流行病時期一樣，」他用郵件回覆採訪時寫道。
這並不是說，這場大流行病對收入不平等情況沒有任何影響。自2007年以來經歷過兩次重大經濟危機後，人們可能會進行更多儲蓄，降低了資本回報率。另一方面，政府將借入更多資金用於緊急支出，隨著信貸需求的增加，利率會提高。總體而言，約爾達預計回報率將略有下降，因而可能縮小收入差距。
「私人儲蓄增加在某種程度上會被公共儲蓄的動用抵消，」約爾達寫道，「各國政府正在迅速累積債務，也是他們在危機時期該做的，這將是拉高實際自然利率的另一個因素。總體而言，我仍它預計會略有下降。」
由於某些發達經濟體選擇將藥品、醫療設備和其他必需品的生產地從海外遷回國內，因此可能會出現更多工作機會。同時，國際貿易減少將意味著全球經濟增長放緩。
「有些海外工作將會回歸國內，」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經濟學教授迪頓（Angus Deaton）說，「關鍵物資和藥品的來源將更加多樣化。其中一些措施會降低GDP水平，減少收入不平等，因為部分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會重新找到工作。」
未來收入不平等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如何扭轉政府債務增長。二戰後，許多國家提高了對富人的稅收，減少收入不平等。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各國政府並未採取這種做法。
大流行病和戰爭等災難也會重塑收入結構，俄國革命（Russian Revolution）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人們能夠並將會判斷他們的政府系統如何應對挑戰，以及是否需要改變。
史丹佛大學的謝德爾認為，這就是新冠病毒最有可能改變收入不平等的方式，即使他認為實際上不會有太大改變。
「如果政治傾向發生足夠大的轉變，就可能導致變革，」他說，「政府宣傳稱目前的干預措施是為了拯救我們的經濟和社會，但它們也是為了拯救現有秩序。如果失敗了，我們將看到重大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