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言之，兩個作者都認為全球化確實受到疫情影響，但程度有別，格雷認為全球化面臨質變與翻新，奈爾認為只是量變與調整。
從全球輿情反應看來，奈爾這種強自鎮定的看法居於少數，格雷這種迫切想改革全球化的看法居於多數。相對於站隊新自由主義的奈爾，與各種主義保持距離的格雷比較能接受改變，哪怕過程是痛苦的。
因此，當討論到大政府與小政府的議題時，格雷能較無罣礙地擁抱大政府，據他所稱，英國一向傾心於建立強而有力的政府。相對地，顯然仍相信(少管民間閒事的)小政府的奈爾，在病毒碾壓美國聯邦政府時，避開了這個議題，而將矛頭指向領導階層的「反開放」，與在國際組織裡「退群」，甚至放其全球領導的角色，而這是完全違背新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的失策。
換言之，奈爾與福山一樣，並不承認美國體制比較劣質，絕大部分的錯，是川普政府的錯。不過，福山已承認新自由主義失敗了，但奈爾還勉力挺住。
大政府與小政府並非必須二擇一，如何將政府職能調整成經得起風浪，也同時能鼓勵民間創造力，兩種體制是可以嘗試截長補短的。只有死守教條的「主義控」才會非此即彼，而這是西方文化裡的思維傳統，不是傳統中國式的。
在這一點上，格雷強調了最近常見的一個關鍵詞「韌性」，他主張應該「打造更具韌性的經濟和更加適宜人類生活的社會」，韌性的經濟意味著拒絕過度依靠某個生產大國，供應鏈要分散風險，也就是他說的「世界碎片化」。更適宜人類生活的社會，意指放棄高強度追求物質生活水平提升的目標，將步調放緩點，而這有賴政府對市場的干涉多一點，以「看得見的手」制約一下「看不見的手」，也就是他重提的「穩態經濟」。
因此，格雷可以毫不客氣地宣稱「自由資本主義已經破產」，他顯然本來就不在那隊伍裡。
再者，格雷還可以不留情面地宣稱「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經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同時過氣的還包含了此前的「超級全球化」，「二戰後的全球秩序」。不知道這算不算是一個「更早過氣」的英國人，對美國與「美國的地球」，加上崛起的中國背後插刀的心態。
而奈爾，則忙著盤點美國優勢與中國劣勢。他認為美國絕佳的地理位置不會改變，能源輸出國底氣雄厚，未來15年勞動力可能還會增長5%，生物，奈米，數位技術等關鍵科技仍是佼佼者，更不用說傲視全球的教育軟實力了。
反觀中國，奈爾評估其軟實力一時半刻還跟不上西方，硬實力的增長也在放緩，未來15年勞動力會減少9%，地緣政治也過於複雜。
非常典型的自由主義式樂觀。
奈爾看似冷靜的分析不見得是錯的，尤其，他留給自己的活扣，是一個在國際組織頻頻退群，放棄軟勢力與全球領導又反開放的領導層，如果不按照過去曾無往不利的新自由主義路線走，以上由樂觀轉為悲觀的全責，川普要一肩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