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佛法中所言，暇滿人身是修行的必要條件；葛羅托斯基主張藝術是大乘、小乘、金剛乘之外的「第四乘」──藝乘（Art as vehicle），也是一種修行方法。葛氏師法俄國劇場大師史坦尼斯拉夫斯基（Konstantin Stanislavski, 1863-1938）的表演程式──身體行動方法（MPA），強調舞台的中心在於「做者」（actor）：他必須觀照自身，讓身體的脈動與行動合流，到達一種「出神」（trance）的神祕經驗，這種舞台上的存在感（presence）就是演員的最佳表演狀態。
除了與劇場相關的狹義「藝乘」，鍾教授認為還有廣義的「藝乘」：一言以蔽之，就是適當地執行一套身體行動程式，以產生有機的身心狀態。其中，「動即靜」的理論源自世界許多神祕教派的修行方法，如瑜珈、蘇菲轉、北美印地安薩滿、禪修等，而「覺性」（Awareness）則與佛教「覺知自己身心」之正念修行息息相關。
藏傳佛教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大師早在六百年前，就點出修行人的盲點：「今勤瑜伽多寡聞，廣聞不善於修要；觀視佛語多片眼，復乏理辯教義力」。鍾教授善根深厚，不僅精勤修行，也博學廣聞，理論與實務相互呼應，彼此交融。作為戲劇系教授，他充分將個人興趣與學術研究合而為一，在「儀式與劇場」和「劇場人類學」課堂上宣說「藝乘」的教理，討論與葛羅托斯基相關的劇場理論；課外則帶領學生參加排灣族的「五年祭」、賽夏族的「矮靈祭」、苗栗通霄的「白沙屯媽祖進香」，引領他們入門身體行動方法，體驗儀式出神（ritual trance）的經驗。
「師度徒、徒度師」，世界學術史上的許多公案證明弟子與師長成就絕對相關。例如，瑞士著名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re, 1857-1913）的兩名弟子──巴利（Charles Bally）和薛施靄（Albert Sechehaye）──於1916年根據索緒爾的課堂筆記，編寫了《普通語言學教程》，開啟二十世紀現代語言學與結構主義語言學，讓索緒爾的學說影響更為深遠。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身後留下的《演員自我修養》，更因為有葛羅托斯基的私淑、闡揚，史氏理論益加發揚光大。
葛氏在台灣學術界的第一個知音兼信徒是鍾教授，因為有他的大力研究、推廣，「葛羅托斯基學」在台灣才日漸蓬勃。於是，史氏、葛氏的劇場學說由鍾氏的最佳代言，在台灣一脈相傳，永垂不朽了。附帶一個小插曲，葛羅托斯基的波蘭文發音應為「葛羅托夫斯基」（波蘭文專家告訴我，拉丁字母w在波蘭文讀[v]），但站在葛氏研究前端的鍾教授，以英文發音規則譯成「葛羅托斯基」，並讓它成為台灣劇場人和戲劇研究者約定俗成的譯名，算是他「喊水會結凍」的另一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