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臺大學生會提案要成立「校園轉型正義小組」，一些臺大畢業的校友認為這是搞政治，等於要拆除傅鐘，雙方在媒體對戰。我原本以為會有關於傅斯年的論戰，等著看史論。想不到，臺大學生會如此不濟，竟只學舌民進黨說「校園也要轉型正義」，然後，更有趣的是，還學共產黨，說要成立一個「轉型正義小組」，想用小組來搞權力鬥爭。
作為1980年代就開始採訪學生運動的老記者，我實在不得不說：太丟學生運動的臉了。
早年學生運動是對戒嚴體制、威權體制的反抗。「李一麟」、輔大、文化的學運等，至少辦讀書會、參與黨外刊物，做一點向權力挑戰的遊戲。雖然現在他們都已經是孩子出頭天了，但當年還算個叛逆者。
後來的〈自由之愛〉從校園刊物的內容被審查開始反抗，但校園刊物的對抗實在沒什麼意思，跑來問我。我建議他們去鹿港參加反杜邦運動，我和李棟樑是結拜的兄弟，於是連絡了鹿港的接待者，安排住處等事宜。他們的鹿港調查，坦白說，離學術應有的水平，還有一大段距離，只是一種熱血青年的「參與式調查」。說白了，就是幫鹿港反杜邦運動加溫造勢，把學運跟環境運動串連。這對於參與反杜邦運動的人，乃至於鹿港鄉親來說，都是非常明白的往事。
但至少，〈自由之愛〉有過反威權的社會實踐。
後來的〈野百合〉學運，則是解嚴後的學生運動了。他們在形式上，踵繼前一年天安門廣場的型式，學「民主女神」的榜樣，做了一個野百合大雕塑。而佔據廣場、做帳篷，也沒超出六四的典範。但也因此很容易受關注，民間都深怕變成學運的鎮壓。然而，臺灣畢竟大不同。李登輝本身就有意藉此外力搞政治改革，學運與李登輝彼此借力使力，一個進行國會全面改選 ，一個順勢完美落幕。
這幾波下來，臺灣的學生運動其實已經不再是與權勢對抗，反而互相為用。學生運動已不再是反抗的危險志業，反而像是邁向政治場域的職業。
到了太陽花，那就是明明白白的，一種配合政黨利益、上層政治鬥爭的行動了。
等到這一次臺大學生會的「校園轉型正義小組」之議，那就真的只能搖頭嘆息。
按以往學生運動的應有規格，至少該有一點論述，才能提出建議。例如，把臺大的歷史、過去學校的不公不義、校園如何受到壓迫等，做一些功課。然後，寫寫文章，先發動起來，論戰一番，再向學校提出抗爭。最後會因為有爭議，建議成立一個研究小組。
想不到，臺大學生會完全不用思考，沒有論述，竟然照套執政黨的「轉型正義」，再學共產黨要成立小組。這麼便宜，就要在臺大搞一個「轉型正義小組」。
說真的，學生運動沒有對抗權力者，對抗執政當局，已經是很墮落、很丟臉的事了，你可以拿去問任何一個國家的學生，例如韓國好了，說臺灣大學的學生運動是在扛執政黨的旗，幫執政黨搖旗吶喊，一定會被笑死了。
從1980年代的臺灣，到1989年的六四事件，我都是社會運動的現場採訪記者。但看到臺大現在這個樣子，我真不知道該說臺灣的學生運動墮落了，還是整個已經「歪樓」到快倒塌的地步。
一如胡適說的，大學要做「獨立之思考，自由之思想」的園地。或至少，你站在權力的對立面，做一個獨立思考的人總可以吧。如此學舌，甘為鷹犬，有何顏面？
但願，臺大一如傅斯年的性格，可以「留一分風骨，做百年學府」。而學生運動，至少是為了風骨，而不是為了向當權者求骨頭的哈巴狗。
＊作者為自由作家，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