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很好奇，廖亦武與羅馬尼亞裔德國女作家赫塔·穆勒（Herta Muller）是如何成為好朋友的，當我讀完廖亦武和穆勒的大部分作品之後，很快就有了答案。原因很簡單，他們的作品的主題和本質是一致的：描述了比雨果的《悲慘世界》更悲慘的世界，譴責了某種陰森可怕的東方式的暴政——羅馬尼亞是吸血鬼德古拉的誕生地，而今日的中國是喪屍肆虐的帝國。
美國資深記者、地緣政治專家卡普蘭（Robert D. Kaplan）在《歐洲暗影》一書中指出，穆勒的作品中充滿政治壓迫的影子，她以那些靜默無聲、殘酷而空寂的蕭瑟畫面令讀者感到心如刀割。她描繪的那個物質世界誠然鄉土而傳統，但毫無美感可言，也不具如何提升心靈的美學成分。在北愛爾蘭出身的詩人希尼（Seamus Heaney）的詩歌中，爛泥、農具和土造器物幾乎充盈感官意趣，但同樣這些元素在穆勒的作品中卻顯得冷酷無情——那些內心一片空白的男人，那些大聲尖叫的女人，甚至連水也是渾濁而堅硬的。卡普蘭感慨說：「壓迫不止於牢獄和行刑隊。壓迫也存在於更平凡而又更折磨人的繁瑣日常中，而穆勒忠實重構出這種感覺。」在廖亦武的新作《十八個囚犯與兩個香港人的越獄》中，我感受到同樣壓抑而混沌的氛圍：他採訪那些悲慘人物的路途與場景，是火柴盒式般醜陋的蘇聯風格的居民區，是污水橫流的街巷，是骯髒的四川茶館，是雜亂無章且昏暗的公寓，以及每天生活在其中的、生命熱情被耗盡的行屍走肉。
美國出版經紀人伯恩斯坦如此評價廖亦武的作品：「這是對中國監獄系統的全面調查，其範圍與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相當，作者花了二十年時間記錄了這些令人痛苦的敘述。」廖亦武的見證式的事業早已超過二十年，還將終其一生。他的採訪和寫作，既是揭露與批判，也是一個自我療愈和心理醫治的過程。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監獄，每個人都患有極權主義暴政造成的「監獄病」。《十八個囚徒和二個香港人的越獄》中的每一位主人公，都是廖亦武某一階段的心理醫生，他坦然承認：「在這種看似畸形的對話故事裡，在對苦難的描述、嘲弄、相互攀比中，我甚至獲得某種無恥的優越感——也許，在這個網路監控無處不在的獨裁帝國的所有囚徒中，我是最幸運的一個。這種幸運，不是因為我僥倖逃到了德國，獲得了自由、榮譽、愛情和家庭，而是在出獄之際，甚至在獄中秘密寫作之際，就清楚意識到擊垮自我尊嚴的『監獄病』。」不諱疾忌醫乃是治療並痊愈的開端。
「監獄病」不是心理醫生所能治好的病症，除非病人願意展開自我療愈。比如，書中寫到的四川綿陽《劍南文學》的編輯劉德，因為在文學課上對中越戰爭說了幾句不同意的話，就被以反革命罪判刑七年。他出獄後，英國筆會跟他聯繫，願意向他提供幫助，他卻嚴詞拒絕說，「作為中國人，不管受了多大委屈，都應當愛國」，所以「不願成為東西方冷戰的一張肉票」。這也是監獄病之一種。廖亦武當然知道尼采的名言：「與怪物戰鬥的人，應當小心自己不要成為怪物。當你凝視深淵，深淵也凝視著你。」他深知自己長久以來被極權暴政深深傷害和扭曲，而其受訪者大都渾然意識不到這一點。廖亦武無法拯救他們，但至少可以拯救自己，寫作是為了排毒，正像他所說：「獄內獄外，我記錄了幾百個故事，大多數故事的主角都比我更愁、更苦，許多時候更多疑和無恥、更無可救藥——我在刺探和榨取他人的創痛，他人的慘敗，他人的監獄病——讓自己的監獄病減輕一點點，再減輕一點點，直到愛和憐憫油然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