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由是1941年太平洋戰爭開打，當時北京在日本軍事佔領範圍，教廷派代表駐在重慶以外之處，等於犯美國忌諱，承認日本在遠東的侵略。與其落個在同盟國與軸心國兩邊下注的罵名，不如維持中立的曖昧姿態，但保有折衝迴旋的空間。這是高明的外交，也是當時美國支持中梵建交的遠因。
韓戰爆發，美國援助因國共內戰敗退遷台的民國政權，方有中梵「恢復邦交」之舉，但實際上是個三角關係。教廷在乎的是大陸天主教會的自由發展與宗座聖統，台灣的主觀意識很難形塑教廷意志，更與民主、道德、人權與政權本質無涉。在是否放棄民國，改承認人民共和國的問題上，教廷在乎的是「三自教會」與羅馬聖座的關係：所謂的「自立、自養、自傳」事實上還是要有一個「掛靠單位」來提供「正當性」。在牽涉到國家安全層次的議題上，究竟中國大陸上的教會是奉中南海，還是梵蒂岡為正朔？這又是一個關乎聖統的根本難題。有清朝「保教權」與「太平天國」的歷史教訓，加上目前日趨混亂的全球局勢，很難期待北京與教廷的關係立即有重大突破。
教廷在全球僅有宗教利益，沒有世俗利益，現實外交上又缺乏經濟與軍事後盾，因此在維護教會利益與外交折衝樽俎上有困難時，必須採取策略上的糢糊，保留彈性。教廷在是否承認偽滿州國的外交公案上的處理前例，就很值得參考。《中梵外交關係史》中記載，在日本侵華的過程中，首任宗座駐華代表的剛恆毅總主教就曾經在國際聯盟派遣來華評估「九一八事變」的李頓調查團歡迎酒會上，回應張學良的敦促，明白表示支持中國的立場。他說：
「我們對世界上所有紛爭不加干涉，對中國的內政與外交同樣也不過問，但如果調查團問我，我將以維護真理、公義與和平發言。⋯⋯ 我也喜愛和平，贊成你們消極抵抗日軍侵略；我也為此遭受多人批評。」
自1926年至1928年，歷經北伐、寧漢分裂、清黨等動盪，中國事實上處於內戰狀態。國民政府與國民革命軍的反帝國主義旗幟，讓列強駐華使節團普遍不傾向國民政府。在1928年國民政府實質控制中國大陸主要地區以前，列強若要維繫在華利益，就必須與反北京的地方割據勢力往來。教廷的對外關係，形式上雖可在宗教事務與國際政治上切割，實質上很難明確劃分。教廷不是世俗意義下的主權國家，亦乏軍事與經濟後盾，不可能在國際上悖離主流太遠。
雖然當時國際上綏靖主義不絕於耳，但就偽滿州國而言，列強並不普遍看好。國際聯盟在1933年2月24日大會上以包括波蘭的40票對1票（1票為日本）通過基於李頓報告書的聲明：滿洲主權屬於中華民國；日本違反國際聯盟盟約佔取中國領土並使之獨立；滿洲事件中的日軍行動並非自衛；滿洲國是日本參謀本部指導組織的，其存在是因為日本軍隊的存在，滿洲國不是出自民族自決的運動；聲明認為日本應退出滿洲，滿洲由國際共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