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拿馬與中華民國斷交的「明天過後」，再次誘發了台灣各界對斷交骨牌效應的憂懼。一個不斷被提及的問題是：下一個是否輪到梵蒂岡？由於羅馬教廷不是一般意義下的國家，在乎的核心利益更與世俗標準不同，中梵外交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遺留問題，相關文獻很多，《中梵外交關係史》梳理了自1922年至2000年前後教廷與中華民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歷史，對研判兩岸未來的外交戰，頗具參考價值。
一言以敝之，教廷在乎的不是兩岸關係，不是中美關係，更不是地緣政治，而是天主教會在華利益與教宗聖統的延續，其他一切都是次要考量。
自庇護九世於1870年普法戰爭後在梵蒂岡「閉關自守」之後，教廷就成了一個沒有世俗土地的虛擬國度與精神政權。因此何謂「在華利益」，不能用世俗觀點衡量。這層歷史淵源，上溯1245年英諾森四世遣使蒙古。教廷盤算，當時蒙古皇室妻族（乃馬真太后）信奉景教，改宗天主較易。但對薩滿教、景教、伊斯蘭教、佛教、道教兼容並蓄的蒙古大汗元定宗貴由而言，天主教的神，只是選擇之一，不是唯一。
由元朝入明朝，天主教傳教士雖與中國士紳階級廣泛接觸，但在「敬天法祖」等根本問題上，天主教會與天朝上國兩個價值體系有許多不可調和的困難。有清一世，所謂「保教權」維護，基本上是列強干預中國內政的藉口與進行偵蒐滲透的掩護。各種教案紛擾，乃至太平天國動亂，都讓北京領導人深切警惕。
諷刺的是，於中法天津條約與中法北京條約明確取得在華保教權的法國，內政上是剝奪教會在法權力，外交上是利用傳教擴張法國利益。教廷若想繞過法國與中國交往，就有引來法國政府迫害法國教會之虞。1902年，左派當家的法國與教廷斷交，1905年法國通過了一部政教分離法，復又頒發宗教禮儀社團法，企圖利用政府補貼誘使法國教會改登記為宗教禮儀社團，不然法國教會將陷入須自籌財源的窘境。事關聖統，教廷訓令拒絕，給了清廷尋求廢除法國保教權的契機，可視為中梵嘗試建立近代意義下的兩國外交關係的起因。
到了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初期，陸徵祥掌外交，又信天主教，利用中國是協約國一員的戰勝地位爭取國際利益，自然會把與教廷建交列入工作要項。與法交惡的教廷，在解決法國保教權的問題上與中國利益一致。無奈法國阻撓，建交事延後。1942年重慶國民政府派謝壽康出使教廷，但教廷僅派非正式的教宗代表赴華隱居北京。因為當時中華大地上有三個「中國」：重慶的蔣氏民國，南京的汪氏民國，與長春的偽滿州國，教廷的決定，是在權衡國際均勢，對華正式建交難以提上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