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讚美民主體制的兩大演說，除了林肯的〈蓋茲堡演說〉，另一個就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的伯里克利的〈國殤講詞〉。在後者中，伯里克利提到雅典民主是全希臘人的學校，是其他城邦模仿學習的對象。他對於雅典民主的特徵與優點，提出許多精彩的描述，影響後人對於理想民主政體的想像。其中包括人人平等、用人唯才、自制守法、開放包容、以及兼具智慧與自保能力等等。
其中，對於民主政體的開放，他提到：「我們的城市，對全世界的人都是開放的；我們沒有定期的放逐，以防止人們的窺視或者發現我們那些在軍事上對敵人有利的秘密。這是因為我們所依賴的不是陰謀詭計，而是自己的勇敢和忠誠」。
對於軍事安全上，我們或許難以像是伯里克利這般自信，畢竟在他的領導之下，雅典當時已經是希臘城邦的新興霸權，挑戰當時霸主斯巴達的地位。兩個城邦聯盟之爭，即是著名「修昔底德陷阱」的由來。
但是，在民主開放價值上，自由與包容，向來是民主政體所自豪的一部分。自由表達意見的重要性，從來不在於意見一定要「正確」，因為沒有人能保證此時此刻的「正確意見」永遠不會錯。而且，正如自由主義大師密爾所言，「當戰場上沒有敵人時，教師和學習者就會在崗位上睡著了」。有了不同聲音，反而會更堅定人們對於正確事物的信念。就像是打預防針般，有能力去分辨真假、好壞。
遺憾的是，目前臺灣自豪的民主，在重要的兩岸關係中，卻更顯怯弱與封閉。除了以選舉動員的方式，塑造危機論，也就是所謂的「芒果乾」（亡國感），有效地動員支持群眾，贏得勝選。另方面，也透過法令規範，不斷地限縮兩岸交流，甚至傳出連視訊交流，都有可能落入「為匪宣傳」的罪責。近日驅逐對岸記者也是一例，行政裁量的解釋，讓兩岸交流越來越窄，越來越封閉。
人們對於對岸觀點越生疏，會造成三種弊端。首先，就是沒有和平對話交流，有的只見軍機、船艦的威脅。兩岸交流現在大幅縮減，有不少專家學者認為，兩岸戰爭危機一觸即發。這儼然成為「自證預言」效應的案例。試想在2015年馬習會時，雙方領導人在新加坡對談，兩岸當時的和平交流，誰會想到，短短幾年，竟然成為危險戰爭邊緣。
其次，人民的仇恨，強化結構性衝突。歷史有其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兩岸衝突爆發與否，端視美、中、臺領導者的偶然性決策。但是，兩岸人民間倘若是相互仇視，彼此分隔，儼然形成想像中的敵人，兩方的民族主義對撞。那麼衝突的危機，就成為一種結構性問題。政治菁英可以隨時政策轉向，但是，被教育、激發後的群眾，則宛若滂薄大水，波濤洶湧，任誰要力挽狂瀾，都難成功。
第三，隔絕資訊往來，反而弱化民眾的防禦能力。政府已經脫離自由民主開放的價值，處處以國家安全為名，號稱阻絕對岸的統戰企圖。但是，當大家都以一言堂式的否定統戰論調時，反而無法深化民眾對於這些統戰說詞的真正批判能力。這就是上述密爾所言，沒有敵人，反而削弱了辯護能力。換了環境，更有可能被全盤接收。因為以前都只是被遮蔽、被掩蓋，更激發了被欺騙感覺而徹底轉向。
兩岸在2016年後關係大幅下滑，甚至步入危險邊緣。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兩岸交流更為中斷，又倒退到2008年之前，甚至更糟。政黨可以有自身的意識形態、目標願景，但是，不應該以戕害民主政治的自由開放價值為代價。這是民主政治可貴的地方，根本的特質。政黨隨時會被輪替，但是民主價值是要好好捍衛，這才是臺灣真正值得自豪，值得我們以自由民主為榮的事。倘若為了政黨利益，賠上民主，賠上臺灣安全，這應該受到選票唾棄的。
＊作者為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副教授，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