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書第三章〈多重「感知結構」之島—認同歧異問題〉一節中，曾經提到過「感知結構」與認同的關係。「認同」是一個關於「我是誰？」的基本問題，可以包括國家認同（對政治實體）、民族認同（對族群、血緣）、文化認同（對語言、文字、生活方式）等不同層次，各層次間又彼此密切相關。一個霸權本身就是一套認同的體系，圍繞霸權的核心價值，在霸權發揮影響力的場域中，個體會不斷被整合進入這個體系，但其「感知結構」中也可能存在有反抗與顛覆此一霸權的潛在因子。本書第八章中，曾嘗試勾勒四位報人所代表的「感知結構」，每種「感知結構」都有其對應的認同樣態，本節將藉由四位報人的「感知結構」，進一步探索他們在當時的「中華文化霸權」下，所各自呈現的認同樣態。
兩位台籍報人中，吳濁流所接受的，主要是殖民地台灣的日本式教育，對漢學與漢詩的造詣，多半來自早年祖父的薰陶，加上從母語客家話、客家山歌汲取養分，以及努力自學的結果。除了從祖父、親族長輩那邊聽到的各種耆老傳聞，客家母語也是他生為日本統治領土下之皇民，與漢文化的重要連繫。童年陪伴祖父，對他來說，文化上的中國似遠還近，但在日本人對台灣嚴厲而有效的統治下，政治上的中國對吳濁流而言則是全然陌生的，一直到他在二戰期間赴南京工作，才第一次踏上中國的領土，相較於他在師範學校畢業時前往日本畢業旅行，整整晚了二十年。
客觀而言，他是一個以族群語言（客語）為母語，以日語為正式表達之官方語言，以日文為書寫工具（並藉以成為文學創作者），而又能作舊體漢詩贈答友人以遣胸懷的殖民地知識階層。雖然被殖民者歧視的許多次等國民負面經驗，讓他無法全心擁抱殖民母國，但遊歷日本本土的美好經驗，也讓他體認到日本文化並不等於殖民體制。語言和文字的日本化，讓吳濁流至少已經是半個日本人。可以想像，沒有一個漢學家祖父，或客家族群特別強調保存傳統文化成長氛圍的、與吳濁流同輩的台籍知識階層，在戰後初期的台灣社會中，「日本化」的程度恐怕只會更深。
經歷殖民統治半世紀，在一九四五年這個關口，台灣人還沒有完全變成日本人，卻已不是中國人。要把分隔五十年的台灣人變成中國人，並不像改掛國旗那麼簡單。當時經過日本五十年的統治，但還未完全變成日本人的台灣人，戰後卻被迫要立即跨越五十年分隔的鴻溝，迅速整合進入當時的中國。
前面曾多次提到，台灣人民在戰後對中國相當陌生。而即使是在台灣割日之前，曾經歷鄭成功多年經營的台灣，對於歸順中國滿清朝廷也還夾雜著「反清復明」的某些微妙心理（吳濁流的祖父吳芳信就是最好的例子），而錯綜複雜的民國政情，更是在台灣人的理解與視野之外。這種特殊的「感知結構」，讓前殖民地台灣人的認同樣態處在一種脆弱的不穩定狀態：戰後一開始表現為急於認同中國；對陳儀的統治失望後，開始對新統治者提出質疑，有因而產生回頭眷戀日本統治餘緒的，也有轉而認同中國共產黨的。吳濁流則似乎是重蹈祖父吳芳信的覆轍，選擇成為保留認同對象的「超越派」。相較於後來隨國民政府來台的中國大陸知識階層，像吳濁流這樣的台灣本地知識階層，在認同樣態上可說是大異其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