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這篇斷斷續續寫了一年的文章裡，他提到「諾貝爾和平獎」。他極沉痛地拿「緬甸的曙光」，對照「六四」十三年後中國的黑暗：
「1991年，翁山蘇姫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而一個剝奪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人身自由的政府，是無法承受由此而來沉重的道義壓力的……軍政府迫於國內局勢和國際社會的強大壓力，不得不無條件地釋放翁山蘇姫。」
然而，誰又曾料到，八年後「和平桂冠」落到良心犯劉曉波的頭上，而奧斯陸慶典竟出現了「空椅子」。「和平獎」的道義壓力，遭遇了比緬甸軍政府更蠻頇的中共政權。
他是一個才子，曾經傲視天下，放言無忌，後來不僅介入 「異議運動」，而且跌入塵埃，謙卑如螻蟻，他坐牢時大量閱讀基督教歷史，寫信給妻子：
「親愛的霞：朋霍費爾的榜樣正在逼視和召喚，坐牢正是參與塵世苦難的一種方式，無論如何，我們都不會放棄，縱使我們改變不了什麼，但我們的行為起碼可以證明耶穌精神仍然活在人間；在無上帝的現代世界，耶穌精神是唯一能夠抗衡人類墮落的信仰力量。正如朋霍費爾所說：產生行動的並不是思想，而是願意承擔責任的準備。」
直到今天我才意識到，十幾年前當我們隔著天空大洋聊天時，曉波已經在「成聖」的路上，他已經看到了監獄、晚期癌症、一間病房裡的死刑……。
一個才子到英雄、或者聖徒的轉變，是中國當代精神史上的一個謎。他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時候，我寫道：
「國事已荒涼，民族在鼾睡，而且還在夢裡咬牙切齒。今天不論是‘〇〇後’還是‘QQ群’，鮮有幾人還知道劉曉波這個人了。」
今天（2017年）我正在美國之音的直播採訪中，插播進來他的噩耗，我對著鏡頭忍不住抽咽：「我們不要難過，我們要繼承他……。」
＊作者為中國八十年代報導文學代表人物之一，八九民運之後流亡美國迄今。本文書成於2017年7月，是作者在劉曉波華府公祭活動中的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