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團被惡魔撲滅的火
繼續在這些詩裡燃燒
熊熊地映出了一片星夜──哈金
同時代人，朋友及難友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三日，劉曉波被「死亡」、被「海葬」，為劉曉波創作的紀念、悼亡詩作井噴式湧現互聯網，不少作品遭中國國內網絡審查刪除或屏蔽。如果沒有有心人搜集、記錄、整理和出版，這些詩歌有可能如流星般劃過天幕而渺無蹤跡。做這樣的事情，耗時耗力耗心，甚至出力不討好。有一位詩人卻願意做這件事，而且不惜暫時放下自己的創作，他就是孟浪。
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三日，我在台北基督教禮賢會台北堂為《劉曉波文集》舉辦新書發表會，孟浪從花蓮趕來參加並做了發言。他向我透露了正在編輯一本紀念劉曉波的詩集的計畫。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這本書出版後不到一年，孟浪因患癌症在香港去世——這本書可以說是他的絕筆。我記得大概是《零八憲章》之前兩、三年，孟浪從國外回北京旅行，約我和劉曉波一起吃飯，那是我們三人唯一的一次相聚。我們沒有討論詩歌，討論的是政治。政治並不比詩歌卑下，詩歌也並不比政治高貴，偉大的政治和偉大的詩歌都指向自由的方向。
孟浪是這本書的主編，也如同這本書的母親，這本書宛如與他有骨肉之親的孩子。孟浪是我遇到的最不像上海人的上海人，這個形容是對他的褒揚。也是上海人的文學評論家李劼在《中國八十年代文學歷史備忘》一書寫道，四川詩人那種野草野花甚至雜草叢生式的生活方式和寫作方式，是上海詩人連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而孟浪在生存方式上，跟四川詩人最為相近，並且最後也流落他鄉。「他不像一些聲名在外的人，走到哪裡哪裡亮，而是默默無聞地做了許多事務性的工作，都為他人做嫁式的努力。」這本書就是這種為他人做嫁式努力的結晶。
書名《同時代人》，不是說諸多作者跟劉曉波屬於同一個世代，而是說他們跟劉曉波共享一個艱難和黑暗的時代。作者中，有比劉曉波年長的前輩作家、詩人，有劉曉波大學時代的同學和校友，有劉曉波八十年代的文壇友人及文章編輯，有劉曉波在大學任教時教過的學生，有劉曉波任獨立中文作家筆會會長期間的同仁及會友，也有過去三十多年在中國與劉曉波一起風雨同行的公共知識分子、異議人士。他們不僅是同時代人，也是劉曉波的朋友，「朋友」這個詞，看似很輕，實則很重。在民國時代，很多文化人喜歡脫口而出「我的朋友胡適之」，以提升自己的身價；但在當代中國，你若宣稱「我的朋友劉曉波」，不會有什麼好處，只會讓自己深陷危險之中。
這些作者不僅是劉曉波的朋友，更是劉曉波的難友——他們中的很多人曾是政治犯、良心犯，曾是文字獄受害者。他們沒有跟劉曉波關押在同一座監獄，卻在比古拉格群島更廣袤的中國監獄中，跟劉曉波一同受難，雖非獄友，亦是難友。在中國，因持不同政見坐牢，是一種必然，也是一種榮耀，非亞在《持不同政見者》一詩中寫道：「他不同意企鵝/管理土地的模式/不同意漁夫用網在河裡過濾樹葉的敏感詞/在鳥兒可以自由飛越的世界/他不同意在邊界上豎起一座防火墻/把裡面要求出去的人/視為精神病患者。」在中國，不同意就是一種罪，足以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師濤因為寫了一篇關於六四的文章即入獄八年，他的母親曾在美國國會神聖的大廳中，怒斥助紂為虐的雅虎公司總裁楊致遠。聽聞劉曉波死亡的噩耗，出獄後居住在雲南大理的師濤這樣寫道：「我的敵人，只是一個簡單的詞：/自由/它就在我面前，卻不讓我靠近。」詩人魯揚是四散於網路上的劉曉波的文章最熱心的搜集者，我在編輯劉曉波文集時，得到他不少的幫助，他在《看，這棵樹》中寫道：「生或是愛，巨大的堅韌/在上，它用高昂的頭顱承接陽光/在下，它用發達的根系狂飲黑暗。」劉曉波說過，希望自己是中國最後一個文字獄受害者，他的希望沒有實現——劉曉波去世後，更多人成為文字獄受害者。魯揚是其中之一：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三日，因在網上要求習近平下台，並要結束中共政權，他被山東聊城公安局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刑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