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區國安法》（以下簡稱《國安法》）正式生效隔日，警察立刻拘捕十名藏有或舉起「港獨」物品的人。特區政府翌日才施施然發表聲明稱，「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有「港獨」、有把香港從中國分離出去或「顛覆國家政權」意思，警告香港人勿以身試法。
高懸利劍製造恐懼，迫港人自審
連日來傳媒向親共政客查詢，若叫官員下台、「結束一黨專政」、接受外媒記者採訪批評中港政府，是否違法？他們認為，是否違法不能單看一句口號，要看動機、行為和造成的影響等等。
《國安法》下的香港社會，正瀰漫著白色恐怖和不確定的氣氛。黃之鋒、羅冠聰宣布退出「香港眾志」；羅冠聰選擇離開香港，繼續國際遊說工作；各地區「黃店」紛紛移除店內文宣，甚至有食肆宣布退出「黃色經濟圈」。
香港白色恐怖及政治不確定氛圍，是中共刻意製造出來的，他們利用「中間人」散布《國安法》通過後，什麼人會立即被逮捕移交內地審訊、什麼媒體意見領袖會被噤聲、什麼政治團體要解散等謠言，令人人自危。
港府更加積極配合，指示轄下公共圖書館「覆檢」藏書，抽出倡議城邦論的陳雲、黃之鋒及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作品，認為是有問題的書籍；教育局則指示學校也要審查教材及圖書。
種種官方行動，表明中共在立法後，是在擴大其恐怖功能，令香港人自我審查，乖乖地接受中共直接管治香港這政治現實。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認為，香港回歸以來，不只出現過一次移民潮、撤資潮；他認為立法出現的恐懼，會隨時間和事實而消除，他並不否認「恐懼」的存在。而中聯辦主任駱惠寧也直認《國安法》是利劍高懸，隨時落下。
中共內地以法治國的方式，就是創造一個嚴苛的法律罪名，及鉅細靡遺的執法機制，但留下一個極大的酌情空間，賦予執法者權力去決定。當局按政治形勢需要，將法網的鬆緊調節，最終是以「嚴刑峻法」達成維穩目標，不需要動輒拘捕拘留、審訊判刑；因為如此一來，會出現一個又一個的中共「政治犯」，令一直想向中共示好、繼續賺取人民幣的西方國家「難做」。
2003年反23條就已觸怒中共
上一回因劉曉波得諾貝爾和平獎及囚禁劉霞事件，已經搞到很難看。中共這種「依法治國」模式挪移到香港，跟香港受國際社會推崇的普通法下之法治社會南轅北轍。依法治國更接近殖民地體制中的嚴刑峻法（draconian laws ）。
有人認為，這是香港九七主權移交後的第二次回歸，其實真正的改變不在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制，而是中共由「間接管治」大躍進到「直接管治」。我們不應過分強調二○一九年反送中運動的影響，以為是抗爭者的街頭暴力行為碰觸中共紅線，或外國勢力介入策動港獨威脅到中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