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這次外交會談確定的策略，在此後近半年中，台灣外交官與美日外交官分別在台北、東京及華府等地舉行多次會商。在歷次會商中，台方強調對「一個中國，兩個代表權」的「雙重代表權」方案，因與反對「兩個中國」之基本立場相悖，中華民國自不能接受。但是，倘該方案在策略運用上有助於擊敗「排我納匪案」，則可同意就其內容及運用技術與美日兩國開誠相商，但在任何情形下，該項方案決不容損及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之地位，否則決非台方所能容忍。
1970年11月22日，尼克森在聯大投票後指示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要他以非常機密、不讓可能洩密者知情的方式，研究對「紅色中國」進入聯合國問題的因應對策。1971年3月25日，尼克森主持國家安全會議專門討論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季辛吉報告研究結果，如果採取「雙重代表權」模式，美國不可避免的要遇上安理會席次的歸屬和「台灣地位」問題。尼克森當時「確信」台灣不會被趕出聯合國，北京也不會來參加聯大，他決定派特使墨菲去找蔣介石談談。尼克森認為蔣不會退出聯合國，「他們會叫鬧，但那是做給內部看的；最後他們還是會順從美國政策。」事後証明，尼克森對蔣介石的判斷是正確的。
4月23日，蔣介石接見尼克森特使墨菲，墨菲說，美國構想是用「雙重代表權案」取代「重要問題案」。新模式將宣示會籍普遍化原則，接着便指明「中國」有「雙重代表權」，但不說明何者是「中國」的唯一代表，因這個問題需要兩個中國自行解決。至於蔣介石最關心的安理會席次問題，墨菲回答，會使「中華民國保留安理會席次」，墨菲的回應明顯已超出白宮的訓令和授權。蔣警告墨菲，如果美國提出新方案，必須保持中華民國在聯大及安理會的席次，因為這兩者「不可分割」。如果安理會席次被剝奪，那他別無選擇，只有「寧為玉碎，毋為瓦全」。
與墨菲會談後，整個5月，蔣介石對聯合國問題反覆思考、不斷改變主意。起初，蔣介石主張「對聯合國進退問題，應慎重處理，不能自暴自棄，如至不得已時，決自動退出。」很快，他又希望能保存玉碎的光榮：「中流砥柱與孤軍奮鬥之古訓，乃是光榮之孤立，此我所以不怕孤立，而只怕瓦全之恥辱，求存也。」數日後想法又轉為「余以為弱國外交不能不有內方外圓之作為，心中應有堅定決策，而外形則未到實行時間，應隨環境而予相機應變也。以平時過於堅強，適為強者藉口指為固執不化，予以無可如何愛莫能助之罪愆也。」之後，蔣又認為只要能「獨立固守據點」，則主張退出聯合國可「不必顧慮其後果」，「只要留得青山在，何患冬盡春不來」。他繼續在退出或不出席之間猶豫，在靈活外交策略和道德正義之間搖擺不定。蔣介石再三猶豫，不想退出聯合國，內心以為自己還能有不同選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