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對中國開放的主要目標，其實是要嚇倒當時已經從北京撤出的蘇聯。尼克森國家安全團隊的工作人員羅德（Winston Lord）後來表示：「通過與中國公開建立關係，我們真正想做的是，通過打出這張中國牌，來吸引俄羅斯的注意力，並進一步在俄羅斯身上獲得更大的利益。」
事後看來，與中國建立關係並沒有給尼克森帶來太多的損失和收穫。他作為冷戰戰士的資歷有助於使共和黨內部的右翼異議人士安靜下來，以擴大他的外展範圍。尼克森也成功說服保守黨領袖高華德（Barry Goldwater）支持這次訪問，理由是與中國的和睦關係會使蘇維埃俄羅斯感到恐懼。
尼克森外交史學家和當時的俄羅斯官員說，尼克森確實做到了。當時擔任俄羅斯領導人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顧問的阿爾巴托夫（Georgii Arbatov）表示，當尼克森宣佈他將訪問中國時，這一消息「像是天打雷劈」。
阿爾巴托夫補充說：「我的同事們說，當尼克森訪問北京時，『美國將成為中國的盟友，任何事情都會發生，會到什麼地步？』。」震驚的俄方在尼克森宣佈訪華後的幾天內，便邀請他去莫斯科，並重新開始了陷入僵局的核武談判。
越南因素
除了要震懾俄羅斯之外，尼克森還有另一個近期政策目標。他一直在尋找退出越南戰爭的方法，並擔心中國在寮國的持續介入可能會加劇衝突。
羅德表示：「季辛吉和尼克森所希望的是，能夠從中得到解決越南戰爭的方法。通過與俄羅斯和中國打交道，我們希望對河內施加壓力以進行實質性的談判。我們最大的目標就是，讓俄羅斯和中國在一定程度上放慢對北越的援助。而更實際的角度來說，至少，我們嘗試說服俄羅斯和中國能夠勸動河內與美國達成協議。」
這卻是尼克森最終未能實現的目標。
「最後，華麗的退場並未到來。中國繼續提供武器和物資（和一些中國士兵），支援北越對南越的最終征服，並讓美國帶著恥辱撤軍。」學者博斯科（Joseph Bosco）在2015年為哈佛法學院的國家安全雜誌撰寫的文章中這樣寫道。
西方的賭局
尼克森不論是與中國建立關係之前或之後數年，始終對與共產主義中國長期共存的可能性有著嚴重的懷疑。1967年10月，他在外交事務雜誌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一種威懾與勸說相結合的戰略，他說：「從短期看，這將會是個強烈限制、毫無報酬、特別的反制策略，其目的是說服北京方面相信，只有接受國際文明的基本規則才能維護利益。」
他警告：「承認中國是為一個涵蓋了亞洲大部分地區，甚至延伸到了其他島嶼國家的『勢力範圍』……不會被美國或其亞洲盟國接受。」
此外，他還面臨著西方領導人所面臨的兩難選擇：如何在不孤立共產主義中國的前提下平衡遏制共產主義中國？他擔心：「將中國永遠留在國際大家庭之外，在那裡滋養著幻想，擁抱著仇恨和威脅著鄰國，將會帶來危險後果。在這個小小的星球上，不應該有十多億有著最大潛力的人們一定得生活在憤怒和孤立之中。」
但他在文章中強調：「只有中國改變，世界才能安全。 因此，在我們可以影響的範圍內，我們的目標應該是讓這樣的變化發生。而實際的作法便是說服中國必須改變：它不該成為下一個帝國，它必須放棄殖民外國，才能達成他的國家利益。」
在與中國開放之後的數年，他更加充滿希望但同時亦更加謹慎，他承認其中風險，但認為這值得一博。然而，到了2000年，他的觀點已經大大轉向負面，呼應了他在1960年代的想法。他在接受前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薩菲爾（William Safire）的採訪時相當坦承。「他不像以前那樣充滿希望：『我們可能創造了一個科學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