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解嚴，對於台灣民主憲政的發展，當然有深刻的意義，多場研討會的回顧和解讀，卻讓人看到一種簡單的台灣民主憲政史觀已悄悄的在三四十歲以下世代形成，我覺得需要再講得更清楚一點。
不管是藍營代表的改革政策觀點，還是綠營鋪陳的在野抗爭觀點，解嚴都像按下一個鈕釦，黑暗結束，大放光明。實際的情況當然不是如此，台灣的民主憲政從來不是完全的黑夜，類似今天柯P的白色力量，早在民國43年就已經出現在台北街頭，沒有定期改選的只有中央民意代表，仗持的也不只是「自己人」國民大會修改的臨時條款以及大法官所做的解釋，還有外面壁壘分明的世界，不要忘了一直到1970年代冷戰結束、多中心主義當道，我們才不在聯合國代表全中國。
萬古長夜，絕非一夕而明
民國70年我回國教書的時候，主導立法院運作的其實已經是依臨時條款定期改選的增額委員，台北街頭聚集三五萬人演講，也不再是新鮮事。大家心裡有數，國會全面改選以及人權受到充分保障，已經是不可逆的趨勢。蔣經國總統按下解嚴的鈕，只是讓改革的時程確定下來，接下來的五年，就是今天我們看到的民主憲政奠基的時刻，完成了數百個新舊法的訂修廢止。
從解嚴到國會全面改選，以迄今天，我們的民主憲政真的就大放光明了嗎？上星期五我們的國會還演出全武行，只因為主角變成女性立委才再度受到國際媒體的青睞，台灣實際上已經在新興民主國家中成了民粹主義的火車頭。我們打嘴炮式的對抗政策，和成熟民主國家剛冒出頭的新民粹主義也如出一轍。所以我認為以這樣簡化的史觀來紀念解嚴，又會讓我們的年輕人陷入另一個美麗的錯誤，像早年三廳電影描繪的愛情一樣，以為民主說有就有。
事實上當國民黨的立委想要不打架的時候，不但他們的支持者生氣，電視機前的綠營民眾也不解這是什麼狀況。我們其實有了民主，但完全不知道民主該怎麼做。現在很多人都在等下一個輪替：新的太陽花，和很多跳出來鼓吹「市民不服從」的法學教授。
民主只是開始，回填憲政基礎結構才是考驗
所以10年前我出版「尋找新共和」的時候，想要說的就是民主化只是一個開始，民主的鞏固看起來也不是難事，怎樣回填民主憲政的基礎結構，包括那些不一定見諸憲法規範的政黨、國會、選舉、媒體、社團、地方自治等，才是最大的考驗。
我們的意見領袖，什麼時候才能跳出從民國初年談到現在的國體政體問題？我萬萬沒想到，去年開始意見領袖們的興趣突然跟著新執政者轉到了轉型正義和世代正義上面，前者把民主化已經30年的台灣放在二戰後的德國和去社會主義的東歐國家，以及南非、盧安達的語境，認為我們只能用違反所有法治國家原則的方法才能解決當前的民主問題，這才讓我真的不寒而慄。而所謂的世代正義，則又是以極其扭曲代內正義（intra-generational justice）的方式去建構的代間（inter-generational）正義，讓我更警惕到民主史觀的重要。
我的結論是，在這幾天各界人士對解嚴意義的闡釋中，我最同意的還是蔡總統把解嚴歸功於全體台灣人努力的觀點，如果這不只是所謂的文青筆法，而代表蔡總統真的已經走出了狹隘的抗爭史觀，讓國民知道我們現在要一起面對的，是我們台灣人從來沒有面對過的民主難題，那麼她接著應該宣示的就是停止一切藉轉型之名推動的法律和政策，跳出抗爭史觀的泥淖。否則我真的看不出，我們從歷史學到了什麼。
＊作者為前司法院副院長。本文原刊《筆震》，授權轉載。（原標題為：〈解嚴的歷史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