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和平撤離廣場，還是劉曉波入獄後出獄，鄧小平均無意於置劉曉波於死地，鄧小平及其政治繼承人們用的方式是「嚴防死守」，他們不再想用天安門屠城的方式再次製造血案，因為，無論是國家社會，還是他們政治集團，都無法再次承受這樣的風波。
鄧小平與江澤民時代對劉曉波，相比後來胡溫時代對劉曉波零八憲章的處理，可能更「寬容」一些，譬如，他們看到了劉曉波等四君子在勸學生撤離廣場之時的影響與價值，在劉曉波「配合」官方說明廣場上並沒有見到「死人」之後，釋放了劉曉波，此後劉曉波仍然能夠出境。
而從劉曉波後來在臺灣出版的文字看，曉波對其配合中共的見證，有恥感，他沒有聽朋友勸說，通過政治庇護流亡國外，而是回到國內，繼續從事民主運動，某種意義上，他後續的政治行為，都在雪恥，他甚至「希望」有機會入獄，做一個純粹的極權國家的政治囚徒。
大的政治環境與背景還有：鄧小平晚年與江澤民接手政權之時，由於九十年代初的再一次開放，此時的鄧小平要防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中國需要西方信任與市場進入，所以對劉曉波等異見分子並沒有嚴加迫害，所以劉曉波還是能夠在1993年自由出行澳大利亞與美國，並在境外接受紀錄「天安門」製作者的採訪。
某種意義上，劉曉波也是一位「黨主立憲」主義者，黨主立憲，或者讓中共自我覺悟，兌現歷史的承諾，和平轉型，這對於中國社會與中共本身，都是代價最小，但中共極端保守的意識形態無意於主動政改，1995年2月20日，劉曉波起草並與包遵信、王若水、陳子明、徐文立等共12人連署發表《反腐敗建議書——致八屆人大三次全會》， 5月，又和陳小平共同起草《汲取血的教訓推進民主與法治進程——「六四」六周年呼籲書》，並與14人發起連署，這一系列行動招致北京市公安局以「監視居住」的形式對其單獨關押，直到1996年1月才被釋放。
劉曉波第二次被捕：1996年8月，劉曉波與王希哲向國民黨和共產黨提出《對當前我國若干重大國是的意見》，包括兩岸統一的政治基礎問題、西藏問題、關於健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的問題、釣魚島問題等四項，就這麼提出一份和平的建議書，按中共自己的說法，屬於積極的、有建設性的政治文本，也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擾亂社會秩序」被處勞動教養三年。
這些相比零八憲章事件，儘管都屬政治打壓與迫害，但並沒有被抬升到一個令人不可思議的高度：這個高度當然就是成為國家公敵，顛覆國家政權罪。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鄧小平在八九屠城之後，還是有一份自信，對知識份子們的言論與追求，只要不至於引發「動亂」，在自己可控範圍內，都不會過於上綱上線，致異見者於死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