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德、日刑事訴訟法的上訴審級設計
參照我國法界最常引述的德國跟日本法。德國刑事訴訟法的上訴規定在第三編第三章「對事實與法律的上訴」跟第四章「對法律的上訴」，准駁門檻分別是第313條跟第337條。日本刑事訴訟法的上訴分為第三編第二章的「控訴」跟第三章的「上告」，功能大致可與前述德國法的兩種上訴類型對照，結果是德、日都沒有類似我國刑事訴訟法第376條、單純以罪名限制上訴第三審的規定。事實上，「罪名」跟「犯罪情節」或「刑度」並沒有必然的比例或關聯，如果上訴制度的目的是對情節重大或刑度較重的案件更加審慎，那麼以罪名做為上訴門檻就未必合理了。就此而言，我國刑事訴訟法第376條是比較孤高而疏略的。提高層次來說，這個條文本身就製造了該條所列7種罪名跟其他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的差別待遇，可惜752號解釋完全沒有這方面的討論。
(五)德、日對檢方、被告的上訴規範相同
德國是職權主義的正宗，日本則是「調和」職權主義與當事人主義較具經驗的體制，更是司法主事者傾慕仿效的對象。德國刑事訴訟法第313條第1項對於檢方跟被告的上訴門檻稍有不同，但差異不大，第2項「非顯無理由」的簡單條件，雙方都適用。日本刑事訴訟法的上訴制度對檢方跟被告的規範一致，2012年實施裁判員制度後，學界開始主張應仿效美國，裁判員一審判決無罪的案件要限制檢方上訴，不過日本最高法院迄未鬆動。限制檢方就陪審團或裁判員的無罪判決上訴，是立基於對國民審判、司法民主以及直接審理所得心證的尊重，是價值取捨的結果，不是什麼真理。現時台灣還沒有這樣的法制基礎，更不要說社會共識了，可752號解釋劈鑿出明顯的差別待遇，沒有任何猶豫，果真是泰斗寫意揮灑，故能成其「大」。
(六)溯及既往適用的疑慮
752號解釋的另一個重點爭議是適用的時間範圍。解釋文第二段說效力及於「於本解釋公布之日，尚未逾上訴期間者」，這種說法是很奇怪的。正常來說，上訴期間應自收受「正確教示」的判決之日起算，但本號解釋7月28日公布以前，沒有人知道大法官會這樣決定(應該啦)，當然也沒有任何二審法官、書記官會在判決書上記載「得上訴」，所以不可能有任何案件可以起算上訴期間。既然沒有起算，當然也不會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尚未逾上訴期間者」的情形。至於明知違法還提起上訴的，若非著眼於後續的釋憲，大概就是看不懂國字吧。
多數意見或許是遵循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2162號判例，認為刑事判決漏未記載上訴期間，「程式固有欠缺，但…並不影響於上訴期間之進行」，也就是嚴守上訴期間為「法定不變期間」的傳統見解，林俊益大法官的協同意見書便以「上訴期間末日為7月28日」為準。問題是，法定上訴期間起碼有個法條在那裡，即便判決書誤載，還可以拗說當事人有知法義務；但752號解釋的創見事前無跡可尋，如何期待當事人知悉並行使？這個劃分顯不合理。再看解釋理由書第九段指示「聲請人二就本解釋之原因案件，得於本解釋送達之日起10日內…上訴於第三審法院」，聲請人二的案件在2010年經二審改判有罪確定，且已執行完畢，還可以從收受解釋送達之日起算上訴期間，可見多數意見讓本號解釋有無限溯及既往的效力，這是非常不可思議的。觀諸黃昭元大法官「即使是有利人權保障之目的，本席等向仍要求自己的說理能通過方法及理論面的起碼檢驗，以免落入『講人權而不講理』的目的熱、手段盲，或是跟著感覺走的邏輯跳躍」的強烈措辭，殊值浩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