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反共的國策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反俄是嚴重的國際戰略錯誤，比較土耳其「基馬爾革命」，土耳其也清除土耳其共黨，但是很快轉為親俄，保障蘇俄的戰略利益讓蘇俄放心，從而避免了後來類似俄國侵略芬蘭的局面。
當時中國面臨三方國際勢力的角逐，一是企圖侵華的日本，二是企圖借中國對付日本的蘇俄，三是無關其自身重大國家利益的英美。但是英美因為無關其重大國家利益，不會付出較大代價援華。蘇俄和日本則繫乎其興亡，日本意圖侵華，蘇俄則迫切要借中國抗日為籌碼與日本約和，中國要對付日本只有「親俄」然後「近英美」才能使日本止步侵華的企圖。但是當時蔣介石卻不如土耳其外交戰略高明，實行親英美反俄的外交，親英美是幫不上大忙的，反俄則使日本無所恐懼。
蘇俄在華追求的最大利益就是借中國抵抗日本，中共勢小對於蘇俄不算重要，蘇俄不會很在意中國政府清除中共的，所以中華民國當時如果借蘇俄的利益和戰略意圖而實行「親俄」政策，必使日本有所懼，近英美則更有小助和長遠戰略益處。遺憾的是當時中華民國政府不明智，反俄使國家一再陷於困境，一是淪為日俄之公敵，二是讓中共叛亂得到俄國盡力支持，而親英美僅僅得到口惠而實不至，日本全面侵華和後來中華民國的大陸淪陷皆源於此因。
第三，美俄簽定《雅爾達協定》，使戰後的中國東北成為俄國勢力範圍。大國之間約定是不能被違反的，違反了就會陷於列強共同反對的困境。但是蔣介石出於民族主義，不顧國力空虛拒絕蘇俄的利益要求而出兵東北，從而使蘇俄全面支持中共叛亂顛覆中國政府，同時美國等國對華全面禁運，如此中華民國大陸淪陷成為必然惡果。在蘇俄大力扶持下，共軍從與中央軍（國軍精銳）屢敗屢戰漸漸轉為越戰越強，國軍則因為缺乏武器等補給而越戰越弱，共軍轉為戰略反攻時，其東北軍有一個以炮兵為主的軍（縱隊），其山東的「三野」也有一個以炮兵為主的軍（縱隊），而國軍炮兵最高編制是團級的，兩者相差較大。
國府情治單位的水準僅僅屬於世界二流偏下的，而對手蘇俄及其扶持的共軍情報水準的合成卻是世界一流的，俄國的影響力和間諜還滲透到美國國務院的決策機構和智庫等，影響對華政策。如此等等，必定勝敗之局，最後蘇俄為了保障共軍反攻國軍的三大戰役的必勝，不惜封鎖柏林開啟「冷戰」，把美英的力量吸引住，使美英無暇顧及中國戰場的逆變，這樣產生出的惡果是中華民國大陸淪陷，只剩臺灣。究其根本原因，還是中華民國作為弱者沒能在西方大國和強敵之間尋得平衡，這樣一開始就成為他們共同的對立面，最終一敗再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