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過激進的貨幣政策是會破壞金融體系的穩定。過去幾年，世界主要先進經濟體的央行進行大規模貨幣寬鬆的實驗，證明貨幣政策無法對實體經濟產生全面性正面的影響。以貨幣傳導機制的行徑來評估效能，看起來只能對股市和房市產生推升的作用，至於實體經濟中，最重要的成分組成投資與消費端，似乎並沒有產生刺激的功效。量化寬鬆只會讓市場投資活動更為熱絡，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買賣股票和投資房市，當然從事這些投資/投機行為需要向銀行借錢，因此債務開始上升，助長資產價格脫離了經濟基本面，而導致節節攀升的局面，除非長期經濟成長也能同時改善，不然資產瘋狂的飆升是不可能持續的，當情況反轉時，除了造成居高不下的壞帳與產能過剩損害金融體系穩定之外，更進而拖累整體的經濟表現與發展。
從上述可得知，給予央行一定程度的獨立性是從經濟學理與過去的歷史所得來的智慧，為了就是要避免許多的國家容易產生的公債貨幣化的情況 (monetization)。不過央行要完全擁有獨立地位，對於很多國家在實務上是有其困難度，因為央行畢竟是中央政府組織的一部分。
在許多民主國家裡，央行主席或總裁產生是需要國會同意的，所以是絕對無法隔絕於政府體制之外或完全抗拒主政者所擁有的行政權。行使貨幣政策的職權也是行政單位所賦予的權力。
理論上來說，雖然央行有其獨立的地位，不過根據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法，中央政府有權選擇央行政策官員組成，主要目的就是要直接或間接地控制央行貨幣政策的走向，所以當成員出缺，為了確保政策方向跟自己的政治利益有一致性，政府這時就會隨自己的偏好選擇聽話的人士擔任出缺的職務，所以政治的考量就會凌駕於經濟專業上。
所幸的是，目前台灣的央行在貨幣政策操作上有一定的獨立性，不太會被政客們左右，所以沒有像是有些國家的央行，例如日本銀行，配合著政府來買國家債務的帳單(量化寬鬆其中一部分的政策就是大量收購日本公債)，讓已經債臺高築的日本政府更是有恃無恐，繼續透支納稅人的血汗錢，因而更讓居高不下的整體公共債務前景更為不樂觀。假如日銀沒有那麼配合地幫日本政客們買單的話，也許市場利率會更高點，這將會提高政客們想利用政府公器為自己的選舉支票買單的困難度 (反正，日本經濟老早就陷入流動性陷阱，利率的高低對於經濟活動不會產生任何顯著的影響)。
就以經濟理論與歷史事件來評斷，就算是央行願意替政府買單，公共債務是絕對無法永無止盡地持續上升。如果政府違約不是一個可能的選項，國債問題就必須要藉由調高稅率或減少政府支出的方式解決或舒緩，更極端且副作用極大的作法是像日本一樣，想利用央行大量購買國債提高通膨的方式來解決(但看起來物價還是持續的低迷，所以是無效的)。政客們向來是柿子挑軟的吃，多數時候不太敢調高稅率，所以就會用政治干預的方式來逼迫央行買單，不過未來高通膨的預期，會加諸民眾更多的重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