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田野調查到拍片，是段反省與改變的過程，更希望大家用更多同理心去看待這個社會，不是只看見存在的惡，而是惡背後的改變。」取代批判控訴，柯貞年用溫柔、理解觀看世界。
理解：善惡並非對立，壞人會揪心、好人也會犯錯
「我內心當然有自己的想法，但電影不一定要有一個批判結論，善惡也並非一定對立，答案要留給觀眾去思考。壞人會有無可奈何的揪心境況，好人也會做出一些錯的事，可能下一刻就成為大家口中的壞人。所以你認為世界上有好壞嗎？世界上究竟什麼是比較好的？」柯貞年反問。
視角變了，格局也自然不同。「故事感覺好像很沉重，但其實拍攝過程中，是很有愛的。」柯貞年表示，2年前開啟故事的起點，進行約3個月的田野調查，她的足跡幾乎遍及台灣北、中、南，訪談對象從聾啞學生、他們的親人到聾人協會及媒體工作者，都有她了解「無聲日常」的軌跡。
好比說，「欺負」這個概念不容易透過手語被精確理解，柯貞年就用聾人傾向圖像式思考的溝通方式，以拉扯來替代。「我拍攝時很在意手語比畫的力道、高度位置和表情等等的姿態，有時就因為一個語詞（比畫位置）高低不同就重拍。」不僅如此，她訴說「無聲」，但在錄每一個聲音時都小心翼翼，深怕一個鏡頭不對而讓觀眾產生錯誤理解。
打磨：耗時1年後製，用聲音配樂，反映聾人心理狀態
拍片用了40多天，但後期聲音和配樂處理就花了1年。「不要煽情，要減法。」她舉例，聾人對話的背景音中加入阿卡貝拉人聲，就是在做對比，影片中聽起來突兀的人聲，宛若第三視角，如同正在觀看電影的你我，各自有不同的解讀，而這微妙之處，就是柯貞年試圖將答案留給觀眾思索的拍攝細節。
甚至連呼吸聲環境音也不放過，就只為了讓聲響的碰撞成為說故事的一環。一般來說，一般影片後期混音都混一次音，約莫花一周工作時間，但這部就混了3次音，花了3周。在劇中，觀眾會聽到有聾人、聽人以及兩種人聲音共存的三種狀況，從嘈雜到安靜，蟲鳴鳥叫到眾聲喧譁，就是這麼一次次磨出來的。
而且，即使觀眾未必注意到，但柯貞年還想真實表達聾人「聽聲音」是沒有方向的真實性（編按：有些聾人是後天造成，並非完全聽不到聲音，所以還是能抓到聲音的方向。）一般聲音是從四面八方而來的五聲道，而要做出沒方向的聲音，要靠後期製作將聲音做到中間，她認為寫實更能刻畫聾人的心理狀態。這背後，不僅須付出金錢，更有時間成本的壓力。
支柱：會算命的父親，看盡人生百態，像每部片的監製
柯貞年成名不算早，但幾乎一出手就直擊人心，與她有位「知天命」的父親或多或少有關係。幫人算命是父親工作餘暇的事，她小時候跟在父親旁邊，看盡名流鴻儒到白丁平民因迷惘詢問、想化解痛苦，但最後還是循著原路前行的各種情境。
「有人會對痛苦過不去，有人一定要問出一個是與非的解方，那時的我就當是聽故事，比電影還有趣，因為太真實了。」小小的柯貞年就在傾聽人生百態以及和父親的對話中，積累創作故事與角色的養分。
她將這樣的過程稱為敘事治療。「父親很像我每部片的監製。每次遇到人的問題，跟他聊一聊後，就突然有點豁然開朗，很像我的人生導師。當一位導演，不能躲在自己世界，要有跟任何人合拍的能力。」在柯貞年的電影語言中，總能在沉重情節與隱晦的表達裡，「聽」見被扯掉的偽善面，人人因而安身立命。
最後，我們問了一個問題：「『沉默』是最大的幫凶嗎？」愛笑的柯貞年臉上線條平整了起來，停頓一下後淡淡地說：「或許揭露真相過程是痛苦、挫折的，可是『不說』比掩耳盜鈴更令人絕望。」犀利的答案如同她觀察細微的銳利鏡頭，安靜卻餘音繞樑，久久留在心上不去。
開口，只是為了不讓自己成為搏鬥於現實叢林中的怪物。
作者／黃亞琪
本文獲授權轉載自《今周刊》
責任編輯／林彥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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