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革命元老的鄧小平，與其他人一樣深信要維護黨的專政，但他押注保持專政最好的方式，是追求動態的經濟管理，提升國內的生活水準，和提高中國的國際聲望及影響力。他的理論是，中國人民若能豐衣足食，且對中國再度在世界上「揚眉吐氣」感到自豪，長期來看將更支持共黨統治，勝過生活在經濟停滯有如死水的人民。經濟改革必須先實行，而政治改革──如果要的話──排在遙遠的第二位。換一種說法，就是他在一九九○年被寫在中國各地牆上的名言：「發展才是硬道理。」在這方面，他的自知之明與戈巴契夫有天壤之別，戈巴契夫進行政治改革，希望有助於排除官僚對經濟改革的抗拒；鄧小平在天安門事件之前很久，就說戈巴契夫是「白痴」，才會把政治改革擺在經濟改革前面。
鄧小平對經濟快速成長很重要的判斷，後來被一九九○年代黨學者做的一系列蘇聯崩潰研究證明是正確的。這些學者的結論是，蘇聯共黨崩潰有四大原因：
- 經濟成長不夠快，導致挫折和怨恨，而這項失敗的原因，是利用的市場機制不夠多。
- 蘇聯的宣傳和資訊體系太封閉和意識形態太僵化，使官員難以正確而及時地獲得有關蘇聯內部和外部情況的知識。
- 決策太過於中央化，因此速度太慢。
- 一旦戈巴契夫領導的改革展開後，黨對政治權力絕對壟斷的核心原則，便遭到削弱。
這些發現在過去二十年持續提供中國做決策的依據。西方分析師認為動態經濟和嚴密控制的政治結構存在致命的矛盾，然而中國領導人認為兩者可以相輔相成。嚴密的政治控制提供穩定性，讓經濟活動可以分權化；帶來快速的經濟成長，進而因為「達成」較高的生活水準，而提高黨的正當性。提高正當性後，黨掌控的權力便愈穩固，而且大多數人認為，改用另一套未經試驗的系統風險高到無法接受。
經濟成長是持久掌控政治權力的關鍵，而且政府的正當性可以像來自民主選舉一樣來自經濟成長，這些概念並非由中國人所獨創。它們在一些成功的東亞鄰國也常見到，而中國領導人從改革時代一開始，就密切研究這些鄰國的經驗。
中國從成功的東亞鄰國學到什麼？
一九七九年中國走出毛澤東的孤立期時，政府官員和學者開始訪問世界各國。他們很快發現，中國在經濟和技術方面不僅遠遠落後西方強權，也不如數個東亞小鄰國：日本、南韓和台灣。這三國從一九五○年代初的戰爭破壞興起後，都經歷持續的經濟榮景。日本到一九七九年已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大有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科技領導國之勢。南韓在朴正熙（一九六一至一九七九年）激昂、嚴峻和偶爾瘋狂的領導下，已從亞洲最貧窮的國家躍升為新興工業強國。最令中國尷尬的是，一九四九年蔣介石領導國民黨政府與共產黨內戰潰敗後退避的貧窮農業省台灣，當時已是欣欣向榮的中等所得國家，即將成為重要的電子產品出口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