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林之助出生於今臺中市大雅區，年少時期即赴日求學，與兄長林柏壽同時進入東京帝國美術學校（今武藏野美術大學）就讀。一九四○年以《朝涼》入選「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美術展覽會」，打開在日本的知名度。不過，由於日本當時戰事吃緊，在家中的要求下，林之助放棄在日本發展的機會，返回臺灣。之後，他繼續於臺灣總督府美術展覽會（府展）投稿作品，並連年入選，直到府展因戰爭局勢停辦為止。
戰後林之助受洪炎秋之聘，任教於臺中師範學校（今臺中教育大學），同時期任教的還有廖繼春、陳夏雨，以及稍晚的呂佛庭、鄭善禧等人。除此之外，林之助還曾在臺中市區開過咖啡店，店內兼當作藝術作品展示空間，當時是中部地區重要的藝文據點。
林之助因家中環境優渥，穿戴頗有品味，根據曾被他教過的學生提到，林之助在臺中師專任教期間，會騎乘當時還很罕見的打檔機車到學校，每每引起校內學生的圍觀。楊三郎之子也回憶，小時候見到林之助，總是一身時髦西裝，搭配自行設計的領帶，師母則雍容典雅，非常講究。
這樣的生活品味也反映在林之助的畫作中。林之助以人物畫嶄露頭角，如一九四○年的《朝涼》，以及參加府展的《母子》、《好日》，均以人物為主題。後期雖然也有人物作品，但他最人所知的，乃是精心經營的花鳥作品。林之助的花鳥作品極具代表性，設色清雅柔美，構圖寧靜祥和，呈現出理想化的樣貌。林之助平素對寫生至為用功，現存的素描本中，可見到他對植物與禽鳥勤加素描，以掌握準確的型態。
除此之外，林之助也曾編纂美術教科書，設計衣服與家飾。他擅長以簡練的線條與高彩度的顏色描繪具幾何形狀的圖案，與他的膠彩畫作大異其趣，但似乎更能顯現出他平日外向好客的個性，可以看到林之助不同的審美面向。可惜的是，直到目前關於林之助設計面向上的創作，仍缺乏進一步的討論與研究。
戰後林之助擔任省展評審，由於省展戰後開辦時分為「西畫部」與「國畫部」，原先參與「東洋畫部」的林之助與戰前同受日本畫訓練、參加「東洋畫部」的臺籍畫家陳進、郭雪湖等人，都參與「國畫部」繼續活動。然而，這些畫家的日本畫風格，屢遭外省畫家批評，引起諸多爭議，在藝術史討論中稱為「正統國畫論爭」。這一批評主要集中在省展國畫部入選的標準，由於評審多是過去臺展出身的畫家，被外省籍師生批評本省畫家所畫的根本就是日本畫，並撰文質疑「為什麼把日本畫往國畫裡擠」，屢屢挑戰本省畫家的繪畫風格與評審標準。但本省畫家則認為傳統書畫因循畫譜，藝術性不夠，需要有寫生觀念才有藝術價值，並追溯中國傳統「北宗」繪畫，認為本省籍畫家實淵源此脈。此一爭議，直到將省展「國畫部」分為一、二部徵件評審，才使得爭議暫告一段落。一九七二年，因日本與臺灣的國民黨政府斷交，致使國畫第二部無預警停徵，原本擔任評審的陳進等人也不續聘，對本省畫家造成強烈的衝擊。省展國畫部徵件的爭議，以及政治高壓的大環境，促使郭雪湖等藝術家離開臺灣，輾轉至日本、美國等地。林之助為尋求解套之法，於一九七○年代後期，建議以「膠彩畫」定名，以解決國畫名稱上的爭議，並逐漸推廣。
「膠彩畫」一詞便是在這樣的契機上，逐漸取代「東洋畫」、「日本畫」，成為我們慣常使用的說法，林之助也因此被稱為「膠彩畫之父」。一九八○年代晚期，東海大學成立美術系，首位系主任蔣勳特意邀請已退休移民美國的林之助回國教授膠彩畫課程，成為首間開設相關課程的高等院校，發展至今，也成為東海大學美術系的一大特色。加上林之助在臺中師專任教時期，在課餘時間教授學生膠彩畫技法，培養出黃登堂、曾得標、謝峰生等第二代膠彩畫家，門下弟子甚多，可說是延續保存臺灣膠彩畫的關鍵人物。
二○○八年林之助過世後，其位於臺中柳川旁的住家登錄為歷史建築，並於二○一五年整修成為「林之助紀念館」，對外開放，保留林之助當年畫室場景。林之助的藝術高度與保存膠彩畫的貢獻，在臺灣美術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視，但對於他的研究，特別是他的設計圖案、藝術教育等面向，仍待後進者有更進一步探討。
＊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博士生，本文選自《百年爛漫：漫畫與臺灣美術的相遇》（遠足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