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的成長與分配，幾乎是每次大選必然討論的議題。放眼世界諸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的經驗，在追求經濟成長的同時，必然伴隨著貧富差距的惡化，稍處理不當皆可能激化社會的矛盾，演變成嚴重的內政問題。尤其在追求經貿自由化、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等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主旋律下，「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成了經濟發展的教條。過去在自由主義當道下，西方世界主宰的世界銀行往往將經濟發展失敗、遲緩的國家往往歸咎「自由化程度的不足」。然在這裡我們必須承認，自由放任的市場機制是發展中國家邁向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卻非充分條件。
台灣經濟奇蹟：成長與分配並進
戰後70年來的發展，發展中國家實質國民所得成長倍數位列世界第1、2名的國家分別為南韓（23倍）與台灣（22.8倍）。究其共同的原因，殖民國家留下的「基礎建設」、「美援」的挹注、國家「發展的意志」，促成後來的漢江奇蹟與台灣奇蹟。台灣經驗被譽為「奇蹟」的原因來自於台灣在2、30年間其平均經濟成長維持在8%的高速成長下，然貧富差距並無惡化的現象，這在人類經濟發展的歷史裡，幾乎是很難企及的成就，無怪乎「台灣奇蹟」得在經濟學教科書中作為典型的範例被討論。
大有為政府下的技術官僚，專業統領經濟發展
對比中共取得政權後在中國大陸的經濟表現便相形見絀於國府在台灣所取得的成績，其原因來自台灣允許經濟專業的技術官僚制定、執行經建的發展；共產中國則不，改革開放前，一切以意識形態為掛帥。國府在台灣取得成就的關鍵，除三大原因外，其所推行的溫和土地改革更是奠定台灣經濟快速發展且分配得以全民共享的社會基礎。相較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日本政府的統治策略為透過與台灣的仕紳階級合作遂行其統治目的（地主經濟），長遠來看，此舉並沒有改變土地兼併而致的貧富差距問題。國府在戰後台灣的土地改革中(「三七五減租（1949年）」、「公地放領（1951年）」、「耕者有其田（1953年）」等）運用國家的力量改變了當時的社會經濟結構，除了成功的預防貧富差距的惡化，更讓從農業釋放出來的資源投入輕工業的發展，開啟台灣戰後工業化的道路。
政府，應排除造成社會失衡的因素
自由放任的市場機制並無力改善社會財富集中的過程，資本主義掛帥下的政府政策富者越富，貧者越貧。1940年代的中國大陸，因土地集中而致的貧富差距惡化醞釀了中共崛起的社會基礎。退守台灣後，國府透過國家力量的介入打破土地兼併的問題，讓溫和的土改為台灣社會的分配正義立下了良好的典範。經濟成長與分配正義彼此互為國家進步的充要條件。合理的資源分配能夠實現經濟生產的「效率」與「公平」，達到「柏拉圖改善（Pareto Improvement）（註1）」的效果。分配正義實乃替日後台灣經濟高速成長，實質人均所得成長22.8倍奠下良好的社會基礎。政府作為「一隻看的見的手」，應為社會的發展排除市場失靈的因素，讓市場力量（看不見的手）去提升社會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