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萊豬和開放萊牛，在台灣引發的效應有如天壤之別，馬政府開放萊牛，台灣當時遍地烽火、有如革命前夕，但蔡政府開放萊豬，不只當年力抗萊牛的民進黨人改挺萊豬，連社運團體都消音、豬農噤聲；在這巨大的反差中，身形消瘦的醫師蘇偉碩是個令人無法忽視的存在，他持續發聲反萊豬，不論聲音有多微弱，簡直回到魯迅形容的「世界上本來沒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的那個荒涼年代。
其實，不同媒體所做的民調都顯示，台灣有近6成民眾反對政府進口萊豬，即使明示可以因此和美國簽貿易協定，也有近5成民眾反對，所以，為何會有如此震耳欲聾的沈默?蔡政府為何有恃無恐？
即使台灣是個正常的民主社會，反萊豬民眾和出面抗爭的也一定不成正比，這是典型的「搭便車難題」，因為反萊豬即使成功，成果也是全民共享，但參與街頭抗爭的最少要付出時間、體力成本，所以除了因人性而產生的「搭便車效應」外，政府還可外加人工成本，例如戒嚴時代的關押刑求，或是當代的透過社維法查水表騷擾，都足以令本來只是讓人覺得小小麻煩的「搭便車難題」，變成有如萬丈高峰的巨大障礙。
如果搭便車難題是個人性加上體制形成的牢籠，台灣的民主化如何可能？台灣從戒嚴到民主，其實正是個大型的搭便車運動，靠著極少數的勇者不惜犧牲碰撞體制，最後才可能找到威權政府的破口，也開啟民主化的可能；換句話說，不論自願或被迫，正是雷震、施明德、林義雄等等少數拋棄利害計算者勇敢犧牲，才讓民主成為可能；民主化是需要烈士的，不論他們是自願還是被迫。
就像大家曾經以為歷史終結一樣，我們以為民主化後就不再需要烈士了，左派文學評論家泰瑞．伊格頓曾形容，世界各地的馬克斯主義者，都很樂見馬克思主義結束，他們終於可以不再抗議、不再充當示威的糾察員，可以回家好好享受一個晚上，這也是每一位民主運動者的願望，爭取自由的最大獎賞，就是可以好好的回家關起門過自己的日子；只是大家解甲歸田、放下心防，30年後措不及防、迎面而來的卻是「不自由的民主」的冷酷現實。
蘇偉碩應該沒有想到有一天會成為烈士，畢竟這算是個民主時代，只有像中國這樣的極權、還在不斷製造烈士、或是讓人連烈士都當不成；畢竟他只是說出瘦肉精對人體會造成傷害，這並非沒有科學證據，否則為何禁止在人體使用；吃了萊豬對人體是否有傷害？蔡政府難道不是同意禁止在學校使用；蘇偉碩在各種場合、平台討論萊豬的負面作用，這是公民所當為，也是身為科學社群一分子的知識分人所義不容辭，為了討論科學問題而遭受懲罰，將時空一下子拉到中世紀神權高於真理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