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職位高低與權力大小，台灣的政治人物至少都有一個正式或非正式的舞台，最好是獨步全場的國際舞台，而且還要有觀衆，満堂喝采。從地方到中央，任何人没有舞台，即使有頭有臉，絶對成不了政治咖。有舞台，但台下無人或小猫兩三隻，顯然也不成氣候。舞台和觀衆全缺，便是芸芸衆生的凡夫俗子，滄海一粟。
台北市長柯文哲就不同凡響了，既不缺舞台，觀衆又満街跑，特别是年輕一代，簡直把他當偶像崇拜，唯柯P是瞻，更奉話語為圭皋。也難怪，柯文哲的演出，不論是照本宣科，或臨場即興唱作，為之傾倒的不在少數，儘管票房未必叫好又叫座。在台灣政治舞台上，柯文哲的星運大概無出其右，鋒芒直逼層峰，不可一世。
舞台，自然包括前台與後台，是劇場表演的必要結構，也可應用到日常生活。美國社會學家Erving Goffman在1959年提出前台與後台的概念，探討個人如何在公開場合呈現自我（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基本論點是，因為場域有别、觀感差異與期待不同，前台和後台各有一套操作邏輯及規範要求，演員與觀衆往往彼此心照不宣（我在演戲，你在看戲），一齣戲才能順利演出。
人是社會演員，只要在公開場合，便處身一個前台，面對台下真實或想像的觀衆，透過各種符號或道具配備，努力塑造一種正面形象，以討好並維持他們可能具有的某種印象。這種前台建構的形象與後台行為不見得有所關聯，從政治界到學術界，台上道貌岸然，台下男盗女娼，在台灣或其它國家俯拾皆是。
以前台和後台的觀念看台灣政治舞台，相當貼切。前台是政客直接粉墨登場的地方，可以是大雅之堂（如總統府或立法院），也可以是野台（如凱達格蘭大道上的棚架），或其它足以間接吸引觀衆的場合（如電視節目的訪問或論壇）；後台就侷限多了，隠含特定的道德判斷和價值取捨，只有導演、演員及相關工作人員可以進出，是一個「非請勿入」的場域，通常不能也不會曝光。自爆其短，是另外一回事。
柯文哲的舞台當然是台北市，這個前台雖然由85萬台北選民於2014年打造，觀衆卻是270多萬市民。經由市議會或新聞媒體的渲染，他的話語和舉止都無所遁形，一旦出了差錯（例如「兩岸一家親」和「打造生命共同體」的繆論）或穿幫（信口開河），也難逃衆人的指責。台上如果荒腔走板，台下難免鼓噪，要求下台以謝國人的聲音勢必不絶於耳。
相對於前台，柯文哲主持或參加的任何不公開會議，或排除新聞記者到場，包括7月初在上海雙城論壇與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會談，以及8月下旬在台北世大運期間跟國台辦交流局長黃文濤會面，便是後台的事。既然是後台，誰主導前台的角色、走位與台詞，就涉及導演與製作人力量的運用和利益定奪，潛規則終究演變成一種制度：順我者生，逆我者死。9月11日李明哲公審，便是後台排練過後，才搬上前台演出的一場荒繆劇，惨不忍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