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和這一票大牢裡關出來的兄弟做的就是這種買賣。李亞偉、老家、胖子等等，都是這個路子。他們互相幫忙，賺錢謀生。行有餘力，還可以幫忙受難的兄弟一把。
像劉曉波出獄沒錢生活，他又是一個書生氣的人，不會找生路，也不願白受人幫忙。於是野夫幫他想了一個辦法：做一本書。
他找了王朔和劉曉波對談。談的內容從文學、小說、藝術到文化現象，內容極是龐雜精彩。但劉曉波不能出面具名，他是被禁的作家。於是野夫幫他取了一個無人認識的名字「老俠」，王朔則幫書取一個古怪的書名，叫《美人贈我蒙汗藥》，靠著王朔的大名，書大賣。王朔義氣，稿費分文不取，全交給劉曉波。
這事，若非野夫一手操辦，他自己說出來，誰也不知王朔這個「一點兒正經沒有」的人，竟有這一等一的俠客義氣。（王朔與劉曉波事，精彩萬分，此處所述不及萬一，敬請參閱野夫著作《看不見的江湖》，南方家園出版）
這就是北京的地下出版世界，一個「看不見的江湖」。
我們在北京相遇，酒酣耳熱之際，談著北京的地下書商與出版，便談起台灣的出版。我於是聊起當年台灣年輕人如何看禁書，搞地下出版，開了閱讀風氣，從而打開了一個開放社會的門。
「兄弟，莫說你們現在的地下書商無用，只是賺錢，這個地下社會是可以改變世界的」。這大約是我酒後說的。接著又說了幾個台灣禁書的故事。
當然，我們也不免談到台灣的民主化過程，與這些禁忌的逐步開放有關。那時，北京友人對民主改革滿懷希望，總期待從台灣找到一些借鏡，或者台灣人努力一點，證明中國人也是可以實踐民主理想的。
便是在酒後的快意中，胡說了一些故事，他們大感興趣，笑說：「你何不寫出來，給大伙兒看看，台灣是怎麼走過來的。」
那時，錢鋼正在主編《南方周末》，也有一幫朋友在那裡做事，於是想寫了給他刊登。作用是給大陸的友人打打氣，說明社會的開放總是有一個過程，它不是靠政府施捨的，而是像擠門縫一樣，慢慢把門擠開來，開放社會才逐步來臨的。
於是，我寫了「禁書的故事」，發表於《南方周末》。
這便是這個《禁書的年代》的緣由。
如今，北京地下書商的世界早已風流雲散，夢醒時分，各自流浪到大理、成都、哈爾濱、香格里拉、西雙版納、清邁等地，寫書、寫詩、種茶、談戀愛，亂世流放，只留下記憶中的江湖。
我也以為禁書對開放的台灣社會已是昨日黃花。卻不料，三十幾年後，當年搞禁書的某些人，做地下刊物的黨外人士，如今當了權，竟還想搞查禁書刊，而且用錢用力控制媒體，關電視台。最令人瞠目結舌者，戒嚴下，當政者還知道心虛羞恥，如今是堂而皇之，喊著反共的口號，硬生生把「紅帽子」當血滴子，跟1950年代白色恐怖沒有兩樣。
於是，我想起這一篇禁書文章，便拿出來和朋友分享。
回顧著禁書歷史，也想想，台灣的開放社會是怎麼來的，還要再回去嗎？回得去嗎？門還可以關得上嗎？
重刊出來也不是想提醒誰「莫忘初衷」，我對權力者不抱期望，而只是想在回顧中提醒自己，和還願意相信理想的人：「哪，你看，戒嚴下都不怕了，現在要重新搞禁忌，那就重來一次吧！」
無論如何，地下社會，比地上世界危險，但有趣多了！
＊作者為自由作家。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