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和作家野夫相識於北京，那時他正和一群也是六四受難被關過的詩人、作家們，在搞出版，也就是地下書商。
由於六四時，我在天安門廣場採訪，寫了一本《天安門紀事》，我們像一種擁有共同禁忌的「秘密記憶者」，自動就相熟起來。相識的過程也極其簡單，你只要說出當時你在那裡，做了什麼，如何受難，彼此便心知肚明。
野夫本在海南當警察，看了六四，便把警徽交還了，也不顧同仁的相勸，兀自千里單騎，騎了一輛摩托車回到湖北，幫助六四受難者，或逃躲，或流亡，卻不料後來受了湖北作家熊召政的設計陷害入獄。出獄後，眼看湖北找不到工作，無路可走，便決計到異鄉謀生，自此來到北京。他碰上了也是六四遭難的詩人李亞偉等人，在他的介紹下，開始靠寫稿謀生，後來做起了書商。
那時，正是鄧小平南巡後，中國全面向錢看。可是你向錢看，錢不一定向你看，一片開放改革之風，社會風氣丕變。許多如何賺錢、如何經商、華爾街如何致富、經營術、人脈運用術等書籍，乃至於稍有黃色的港台書，各種情色雜書，全面出籠。他們就是趁著這一波熱潮，走上出版之路。
大陸的出版是有管制的。你得有出版社，有國家給的書號，才能出書。問題是，所有出版社都是國營，大都由一些老人把持，難免教條，編輯內容與時代脈動脫節，於是這些年輕生猛的地下書商就有機會了。
他們跟國營出版社買書號，一本約莫人民幣萬把塊（當時薪水還低，物價還較便宜，萬把塊數目已不小了），其餘編輯、稿費、印刷等全部自付，印出來之後，交由各地的「二渠道」發行。
「二渠道」也是地下的。那是有別於全中國唯一的公開發行渠道──新華書店，另外自己做的發行。各地的二渠道書商早有連絡，否則以全中國地域之遼闊，如何發出去？當時交通運輸以火車為主，通過火車的貨運系統運送到各省的主要城市車站，書一旦送達，便發行到各地的小攤販、書報亭、流動書攤等。有些地方，因為關係好，也會流入在地的新華書店。
這些流動攤販根本無法固定結帳，怎麼可能按書的銷售折扣收錢？所以，二渠道書商全部用買斷的。從上游的出版到中間的發行，一路買斷，因此折扣特別低。
在大陸，有一些地下書商的圖書訂貨會，他們約定一個時間，地點則選在某個城市的飯店之類的，書商與二渠道發行商聚集，喝酒聊天。書商把準備出版的書的選題、作者、內容等，做一個簡介，渠道商則看自己的判斷，決定要訂多少。有時，交情好的，或認為要幫兄弟的忙，便會訂得多一些。然後，發給中盤的各省市。各省市再去發給小攤販，一路買斷，以免無法催收帳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