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府對中國的冷戰圍堵,在價值理性上喊得震天價響,其內容固然俱是空城計,比如,在一塊從來沒有發生過航行自由受阻的南海,堅稱公海航行自由受到威脅,或在維吾爾族的生活與生存受到基本保障的新疆,詭辯有種族滅絕的人道危機,但仍然有效地對美國的盟邦與對中國都製造絕對的政治壓力。以對盟邦而言,各國政府不再能拒絕美國結盟圍堵的邀約,否則其國內政敵必然鋪天蓋地而來。
更重要的,當然是給北京製造了龐大的圍城焦慮,從而必須緊盯其國內每一個角落,緊盯香港與疆、藏等地所有的活動,以免受到美國各種創意滲透。而這些對內維穩手段,剛好對號入座到華府對中共專制的指控裡,就算新疆扶貧與發展的進步都在與日俱增,也無法擺脫為了防衛西方而採取集中政策的後果,亦即在資訊、人身、表意、信仰方面的有效維穩。這些原本是要因應(西方情報機構暗助的)恐怖活動的政策,變化氣質而成為抵抗美國所推動的愛國教育。
台灣的冷戰化已經顯而易見。包括在軍政與軍令體系上,都更加配合美國需要而調整;在內部政治信息上,更加封閉與事事機密化;在對台灣本身的治理上,幾乎失去關注而徹底懈怠;在立法施政方面,淪為多數暴政而拒絕溝通;在人民的自由權利限制上,採取戰時信息戰的手段圍剿在野黨、關閉電台、組織網軍。台北雖然說要與北京開啟談判,所有的行動都是無意識的積極備戰。表面上,這就是為美國作戰的好處,自己什麼都不用想,但潛意識裡,其實是根本不敢面對這種被轉守為攻的態勢。
*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