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出臺的《大清民律草案》揭開了中國近現代法治變革的序幕。1931年，吸收了19世紀末以來歐陸民事立法中社會本位主義法律思想的《中華民國民法》誕生，獲得西方法學界極高評價，但因戰亂之故，實施地域有限。在軍閥控制區域，習慣法與現行法並行；在租界範圍內，則適用洋人的法律。民國時期，大陸的法學教育有「南東吳，北朝陽」之譽，但草創初期，條件均極艱難。
成立於1912年的朝陽大學，為民國時期最優秀的法律院校；其時有「無朝（陽）不成院（法院）」的美譽。東吳大學的法科教育濫觴於1915年上海，1927年更名為法學院，其與朝陽大學不同，係複製美國法學院而設。要想瞭解上海時期的東吳法學院，必須對當年的上海有基本認識。上海有長達百年的租界歷史，在租界內發生法律糾紛，若涉事人為中國人或非屬中外條約所指之列強國民，其司法審判機構並非中國法院，而是「會審公廨」。「會審」適用的實體法雖為中國法律，但是適用的程序法則是中國慣用的程序法和外國程序法的融合體。此外，當中國法官在「公廨」（官署）審理案件時，代表租界國領事的外國官員會參與或「陪同」進行審判工作。1920年，「會審公廨」因國民革命軍北伐而相繼廢止，並改組為法院。
在上海租界內，當事人一造若為獲有領事裁判權的列強國民，則由該國領事法庭依照該國法律審判。據此，英國自1865年開始，在上海設立了英國在華最高法院；美國也在20世紀初設立上海美國法院。經檢索後得知，美國駐華法院係依照西方職業法官模式所建，根據現存數以千計的案件審判紀錄可知，當時的美國駐華法院法官斷案時，直接依據美國聯邦法律（案例）與普通法原則審理，並且一定程度的揉合了法學家見解與中國法律規範；在審理過程中，美國法官向兩造宣導依法定罪，並不包庇本國人，充分展示了西方的法治精神。
基此背景可知，完全對標美國法學院設立的上海時期東吳法學院，之所以能為中國培育出多位聲名顯赫，甚至影響中國近現代史甚鉅的頂級法律人，乃得益於當年的特殊局勢，也就是上海特殊的「法律營商環境」。上海有崇洋之俗，什麼東西只要沾上個「洋」字，那便是好詞兒，或是好物件。蓋彼時之上海，乃十里洋場；洋人，尤其是美國人與英國人，位居資源競爭的食物鏈頂層。不難想像，在這樣的法律營商環境裡，具有一定中文造詣，又能通曉英美法律，甚至能直接草擬或修改英美合同的法律人才，必然是亨通無礙。上海時期的東吳法學院所培育出的法律人，完全符合此一市場要求。他們將「媒介」角色發揮到極致，同時對接政治與貿易的頂級市場，上焉者救國救民，一般校友也很容易功成名就。不過新中國成立不久後，大陸開始實施計畫經濟，洋人被盡數趕出中國。1952年，全國大學進行院系整併，東吳大學為教會學校，分拆後不復存在；東吳法學院因為專教英美等國法律，政治極度不正確，被直接裁撤。東吳法學院師生與校友留在大陸者，自此進入長達30年的關機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