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前，對於公務員涉及本案有預算法上的疑慮，自不能僅依照早年的《公務員服務法》，認為「陳述意見」為已足。況依《最高法院刑事判例29年上字第721號》意旨，認為下級公務員，明知命令違法，可以有「命令審查權」，拒絕執行違法命令。而《公務人員保障法》前開規定，為了保障公務員，特別要求若有命令違法疑義，長官必須要下達「書面」，行政責任由長官負擔；但若違反刑法，則下級公務員仍無服從義務。是以，慶富案中，該管公務員至少對挪用預算：是否構成《刑法第131條圖利罪》或《貪汙治罪條例第6條》的疑義，皆應有疑慮。然撥款24億的指示者為何人？處分內容為何？有無上開公務員保障法第17條相關書面？迄今皆付之闕如，國人亦未深究，亦恐非法治國家應有作為。
授權不明恐殘民以逞，明太祖知英皇不知
再查，或有以為「下條子」乃公務機關常態，沒有具體書面亦屬允當云云。《明史·第139卷·列傳16》，著名的明太祖「空印案」：簡言之，每年地方政府要拿錢糧簿冊到南京核實，或有誤算，不能因此千里迢迢，返回原任所用印，所以先於「空白帳冊上用印」，屆時直接改正，經濟便利。然明太祖以為空印之舉，授權不明，恐殘民以逞。士人鄭士利為兄長求情：除前開勞費理由外，也說公文雖用印，然尚有騎縫，並非全然空白授權；且先前並無立法嚴禁等理由；然明太祖仍雷厲風行，嚴辦此案，似有失嚴苛。
但以史為鏡，我們若比對唐代「安史之亂」前夕，安祿山向玄宗要許多「空白任命狀」，無節制的授權，與不合法定方式的行政措施：小則貪贓枉法、大則國亡身滅，怎能小覷？承前，本案如前述：有兩則釋憲案件、憲法70條規定、預算法、有疑義時公務員相關陳述與拒絕服從義務，怎能對於「無書面的命令」，撥出鉅款？若以粗疏為由，那國防部乃國之長城，無怪乎飛彈也會誤射了！
末查，《明史．卷140．列傳7》：番禺官員道同，對開國元勛朱亮祖，為地方豪強說項，厲聲說出重話：「公大臣，奈何受小人役使？」各級政府官員，就慶富撥款，本該秉公處理，怎會為有人為公司做出不合法的說項？又怎會聽從挪用預算科目，撥出鉅款？我們沒有肅貪的朱皇帝，也沒有正直的道同兄啊！身為草民的我們，還是想問大官與國防部長官：「您怎麼那麼聽話！！！」
＊作者為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