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3年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時，地主所擁有超過規定的土地都已徵收了，照理來說，地主過度持有土地或剝削的問題已經解決了。……既然超過三甲的部分已經被強迫徵收，保留三甲已內的耕地又被強迫出租，實在不合理，等於被剝兩次皮。在這種情況之下，租約怎麼可以繼續下去？」─徐世榮，2016，49。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從1949年實施到現在已近七十年，目前仍有三萬多件租約及分別五萬多位的地主和佃農。地主的權益受到損害，我認為應該廢止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把土地的權力還給它們。」─徐世榮，2016，50。
在第五節可看到，在徐世榮提出的土地價值取徑裡，徐明顯認為家園情感優於環境與金錢，而透過前述論證，我已指出，不論是對受土改影響的舊地主，或對經土改取得產權的自耕農/新地主而言，土地產權背後代表和選擇的都不會是單一價值和認同，甚且從「田僑仔」誕生與舊地主的訴苦內容，是有相當數量的新舊地主，不堅持田/祖產不能買賣，或必須捍衛其家園和鄉土的情感認同，反而清楚地呈現他們重視土地作為使用與交易的經濟價值和利益。
徐試圖重建戰後台灣的不同世代地主面對土地徵收，是以捍衛家園的情感論述作為基調的企圖，顯然與戰後台灣社會實存發展和部分地主的選擇產生衝突矛盾。在本節，我將透過徐對戰後土改相關土地權利處置的個人主張，突顯徐彰顯對土地的家園情感認同，是建基在掌握產權才能作數，這透露徐對必須保衛「家園」、「鄉土」的情感論述，是以擁有財產權者為前提條件，而在面對保衛「地主」的立場，和家園情感論述和社會公平問題有衝突時，徐毫不猶豫選擇主張捍衛有產權者的權益，突顯其個人價值立場的最終選擇。
（一）、無條件收回保留地的主張：保障產權與社會穩定衝突時的選擇
研議土改草案階段，除徵收保留的面積與門檻外，另外受本省地主菁英和技術官僚爭辯的課題，便是保留地後續處置問題，當時各方對此爭論呈現截然不同的立場光譜，此處簡要回顧各方訴求，並檢視徐世榮的主張在當時光譜中的位置和必須面對的問題，並提出質問。
技術官僚與地主菁英提出對保留地的處置問題，是在省府與省議會審查草案階段，當時包括技術官僚代表土地組長湯惠蓀和地政局長沈時可，及地主菁英代表民政廳長楊肇嘉和省府委員吳鴻森，及議會系統都參與討論。技術官僚內部爭論在於保留地的處置，是應採取限期徵收、貸款間接扶植，或僅繼續保障租佃權。這背後涉及實施過程裡，部分佃農未能獲得所有權，而繼續維持佃農身分，政府要如何面對這群佃農與地主保留地問題，這牽涉到國府推動土改背後，無意過度壓制本省地主菁英，而希望與地主斡旋後取得可行方案。因此技術官僚最終提出的省府草案，僅以租約保障農民租佃權，未強制介入保留地後續處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