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的台灣高教有如歧路亡羊，從教育部、大學到公眾都是茫、茫、茫。於是大學之內和媒體輿論，往往無端緬懷台大傅斯年前校長，以為只要傅前校長復生，就可以化解今日高教面臨的種種沈痾與難題。
胡適曾高度評價傅斯年，說他既有才華又能辦事。傅斯年的才華來自天資穎悟，又終生不懈熟讀古今經典巨著。他的善於辦事或許來自於卓絕的識見、氣度以及判斷和折衷的能力，但是這些能力的養成，仍應與長年承受中西名著的薰陶有關。反觀今日的成名學者，大都是一路熟讀教科書長大的，任職大學或研究機構之後，則以發表專業期刊論文和處理日常行政事務見長。兩者之間在才識和人格的孕育與養成，應有本質上的深致差異。
當代歐美卓越大學局面的形成，主要來自於（一）雷達和原子彈等物理學科技決定性地幫助打贏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二）戰後嬰兒潮世代的人口、社會和經濟的快速繁盛發展。第一點是傅斯年所目擊的。
但是現代大學在蓬勃擴展半個世紀之後，面臨了全球化、資本化，和老年化的世界，種種緊逼而來的龐雜而又盤根錯節的艱鉅挑戰，都不是傅斯年所曾經思考或想像過的。因此大學除了培育師生的品格和知識，以及提升學術實力，也宜教導師生和公眾建立嚴肅的態度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去面對食物、飲水、空氣、極端氣候、能源，和地震等等未來風險。
大學的另一個緊要角色，應是積極引導學生和社會去審慎思考並面對兩岸問題，包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歷史、交流往來種種層面。深入瞭解、誠懇面對和妥善處理兩岸關係，將會是台灣現今青、少年的重大人生課題。
大學更需具備論述和闡釋的實力，說服公眾和「教育部」為何建立一流大學有助人文提煉和科技創新，從而促進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繁榮。
＊作者為交通大學物理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