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本系列書評也對訴諸「基於產權」的家園情感提出直接的質疑。廖質疑徐所主張的「家園情感」存在的普遍性。廖引用既有研究中地主對土改的評價（包括徐過去的研究），主張增值獲利不均造成的相對剝奪感，恐怕比起家園情感更能解釋多數地主對土改的不滿。廖更進一步針對徐「解除三七五租約」的主張，質疑徐所捍衛的土地情感，弔詭地建基於所有權體制之上，既非土地使用者（佃農）與土地相依存的情感，更不是土地之於社會的政策意涵（如糧食政策與農業發展）。廖認為，徐所批判的土地掠奪，正是建立在產權優先性之上，透過土地利益歸私的分配體制與政治參與機制，鞏固了當下的產權體制，並且轉化了人與土地的關係。詹則是舉近期反對社會住宅的鄰避（NIMBY）運動為例，指出產權至上論與家園情感的結合，使得公共政策難以被討論。詹認為，這個「產權－家園」論述的核心問題在於，以家園情感動員社會中的個體對於失去家園的恐懼，一方面強化了以所有權為邊界的土地社會關係（有產權才有人權），使人們退縮到當下產權體制中的位置，拒絕正視土地不正義的根源與改革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使個體更加分散化，甚至我們可以在都更與徵收議題中，看到家族成員產生糾紛，即使「家」的情感都被分化。對此，廖與詹的書評都對徐落入產權至上的陷阱有相當大的批評，即使國家在很多意義上並沒有反應社會性的需求，而需要被挑戰與批判，但是在什麼意義上，透過標靶國家以鞏固「產權－家園」論述，是一個真正進步的改革方向？
廖與詹的文章，雖然並未提供一個按部就班就可達成的改革／運動教戰守則，但是這兩篇對於徐書的反響，應可開啟我們對當下困境的重新理解。具體來說，了解土改推動過程中，黨政體系推動土改的目的與政治意志、地主菁英如何透過民意代表體系影響省府與行政院的草案擬定、真正弱勢的共有地小地主如何在協商過程中被犧牲，是否有可能幫助我們思考如何突破當下制度改革的困境？不管是關於都市更新與容積管制、農地管制與農舍問題、閒置房地釋出（農地、工業區、以及城市空餘屋）、違章建築、房產稅制的改革等各種土地／空間議題，其中的關係人、利益團體、政府角色為何？面對潛在的改革方案，各方的顧慮與考量是什麼？誰是最弱勢、最可能被邊緣化、被犧牲的群體？當下的土地產權結構固然可以被批判地理解為一個共謀得利的體系，但另一方面，當一般大眾問為什麼房價如此高、換屋多麼不容易、公共設施不足、環境污染與空間使用不均時，這個土地產權體系確實也使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共同受害。除了家園論述，運動者是否有其他的動員策略鼓勵人們走出產權框架、探索異質群體中建構共同想像的可能？
最後，關於徐提出土地議題也需要「轉型正義」的看法，個人認為是具啟發性的提議。然而，從其他國家的經驗中，轉型正義最困難的部份，往往不是對顯而易見的戰犯判刑。最難的，是發現那些長久以來與我們一同生活的最親近的家人、朋友，其實是加害者的共犯。在這種情況下，當人們揭露真相之後，要如何回到真實生活中與那些最親密的共犯相處、渡過每一天？如果台灣的土地議題也需要納入轉型正義，不管是土地歷史資料的清理與公開、追究體制或個人責任、針對受害者的象徵與實質賠償、以及最重要的──改革不正義的制度，終止不正義的再次發生，這些都需要更多的社會溝通，以及不同個人、群體對自身在不義體制中的獲利與共謀進行反省，探討如何修正當下的體制，辯論、探討社群的未來。將責任完全推給「威權國家」或「少數政策制定者、有權者」，也許是個輕快無負擔的做法，但也無法面對體制問題，進而生產更多不正義的緣由。
《土地正義》一書反映的是台灣社會對當前土地問題及其歷史成因的典型理解，詹與廖的書評所提出的批判也許尖銳，但是我們希望這是開啟對話與具建設性辯論的起點，目的是反省、改革當下的產權體制，而非對歷史的拍板定案。
＊作者為羅格斯大學地理學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