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大教授徐世榮於去年出版《土地正義：從土地改革到土地徵收，一段被掩蓋、一再上演的歷史》一書，中研院人社中心助理廖彥豪、都市改革組織研究員詹竣傑受邀為《台灣社會季刊》撰寫書評，並由羅格斯大學地理學博士生洪偉傑做書評導言，風傳媒即日起連續上刊。
本系列兩篇關於徐世榮教授《土地正義》的書評，緣起於廖彥豪受邀評論此書，廖再邀請詹竣傑跟我一同貢獻評論，希望從不同的視角，對這本受台灣學界與社運圈矚目──特別是土地與空間相關社群──但卻不無爭議的大眾書寫，檢視其內容及對相關議題的影響。三人協議分工後，由廖評論徐書上篇的土地改革再檢討，並提出徐書內容之勘誤表，詹評論下篇關於當前土地徵收爭議的反省，我則為兩篇評論撰寫導言，簡介兩篇書評作為閱讀指南，並提出整合兩篇文章的觀點。
這兩篇書評看似分工清楚地將《土地正義》一書拆成上篇與下篇進行評論，但是不管是《土地正義》本身，或是這兩篇書評，都不是分割清楚的「歷史」與「當下」兩部。徐將「國家－社會」關係的過去與現在相連，指出一個具高度宰制力的政權，從戰後延續至今，恣意剝奪弱勢人民的土地。廖與詹的書評同意台灣的土地議題具有歷史的延續性，但是不同意「威權體制」是貫穿其中的邏輯。兩人分別從制度改革史的文獻考據以及運動改革的參與經驗指出，儘管土改的歷史確實型塑了台灣當前的土地問題，但是不論是從權力關係的分析，或是從人與土地的關係，都不是徐所主張的（威權）國家宰制（弱勢）人民、人民對土地／家園的情感被貪婪的政權所傷害、轉化為少數菁英壟斷的土地資本。
針對簡化的「黨國一體」與「威權國家」，廖拆解土改推動過程中，「黨」與「政」、「中央」與「地方（省、縣市）」、「行政」與「立法」等不同行動者的角色，並指出人民──徐所稱可憐的地主──如何參與到政策的形構過程中。廖並未否定「弱勢人民」的存在，但是關於誰是弱勢人民、誰讓弱勢人民成為不同政策行動者協商後的犧牲對象，廖藉由分析共有地徵收的決策過程，描繪出一個更清楚的圖像，並指出徐的「最小抵抗原則」說，不能只追究政府與技術官僚的責任，而忽視本省地主菁英的共謀角色。而詹則從過去數年來參與住宅與都市計劃改革運動的經驗，試圖描繪社會運動、改革倡議實際遭遇的困境與背後的權力僵局。為什麼高房價、都更與徵收迫遷、容積獎勵與移轉浮濫、工業宅／農舍／農地工廠等土地住宅問題層出不窮？為什麼儘管人民對此深惡痛絕已久，但是問題卻沒有好轉的跡象？詹認為，原因不是因為我們罵國家罵的不夠兇，所以霸佔國家機器的政商聯盟可以繼續胡作非為，而是人民也顧慮改革是否會讓他們的產權夢、都更夢破滅，因而消極保留，或是積極反對。廖與詹對權力關係的分析，共同回應了當前社會運動與制度改革的困境：持續複製「譴責國家暴力、有權有勢者貪污勾結炒地」的這套論述，以及這種手指他人的邏輯，究竟在什麼意義上對結構性的改革有效，或者只是不願意承認土地產權共犯集團你我都參了一腳的幌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