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9日上午六點多，調查局持約談通知書、傳票、拘票及搜索票搜索了王炳忠等人住所。王的律師到場後，未能進入，警察並要求王不得以行動電話進行直播。王等人被帶回到調查局進行詢問，後由檢察官複訊，在經過了十八個小時多後，由檢察官請回。整起事件涉及到諸多刑事程序的相關問題及規範上的闕漏之處，此時或許是予以一一修正的契機。
第一，是約談通知書、傳票及拘票的設計。根據目前已經有的新聞報導及法務部的新聞稿，調查局此次使用了證人通知書、檢察官所簽發的傳票及拘票，要求王等人到場接受詢問。依刑事訴訟法第196條之1規定，司法警察官員得簽發通知書，通知證人到場；同法第175條明文，於偵查中，檢察官得簽發傳票，傳喚證人；依同法第178條的準用規定，證人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檢察官得簽發拘票拘提之（第75條參照）。拘提時，執法機關可以使用必要的強制力（第90條）。王案的作法，是實務上經常使用的方式，亦即，執法官員會同時帶著自身所製作的通知書，檢察官所簽發的傳票及拘票，要求相對人（證人及犯罪嫌疑人都是如此）當場配合，前往偵查機關進行詢問，相對人若表示不欲配合，便出示檢察官的傳票，相對人若還是不願合作，便提出拘票，予以拘提。
從相關條文的文字及相關報導上來看，執法機關在王案的作法似不違法。但是如此使用傳票及拘票，實在大有可議，現行的條文也有修正的必要。依目前的刑事訴訟法規定，檢警機關可以通知無效後，傳喚相對人必須要「立即」到場。一旦相對人表示無法或不願配合，馬上就構成了無正當理由不到場的拘提事由。如此一來，先前的通知及傳喚會完全是虛晃一招，沒有任何的意義可言，也失去了傳喚作為侵害較小手段的意義。檢警機關也因而可以規避逕行拘提規定的法定要件（刑事訴訟法第76條）。
另一個問題更嚴重。依現行法，檢察官於偵查中有核發拘票的權限，然而，從檢察官作為偵查機關的屬性，性格上偏向積極、主動偵查犯罪，蒐集及取得相關證據來說，容許其得決定拘提相對人與否，對於人民的人身自由來說，會是很大的隱憂。比較法上來說，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很早之前就已經判定，檢察官不是中立客觀的司法官員，不得核發令狀。再者，刑事訴訟法第128條規定，搜索票只得由法官核發。如果重要性較低的隱私侵害（搜索）都應該由法官決定，重要性較高的人身自由（拘提）怎麼可以授權由檢察官即可？就此，刑事訴訟法第77條應有修正，回歸令狀原則，由法官核發的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