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凡領袖對追隨群眾的主宰權並非來自他們的意願；恰恰相反，他們的責任就是服從他，因為他揭示和代表了他們的歷史使命。一旦他不能持續證明他的正確性從而失去追隨群眾的崇拜，他的權威也就煙消雲散了。
與此同時，韋伯還指出，由於超凡權威的政體是以某一個人為中心的，因此，它沒有英美式的文官制度和有次序的人員升降調動，而對永久性機構和程序也沒有興趣。這種政治體制下的政策和人事以超凡權威個人的意志為轉移。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衰落了，第三世界的革命運動此起彼伏。在深沉的危機感的籠罩下，人民惶惶不安，而希望成為救世主的也不乏其人。這些人來自不同的國度，社會文化背景鮮有共同之處。但他們中的每一個都真心實意地相信他是唯一能拯救他的受苦受難的國家和人民。韋伯的預料實現了，他的超凡權威的理論得到了重視。
然而韋伯沒有用實例來充分展開他的理論，後來學者的運用也就紛繁不同，甚至大相逕庭。超凡權威的根基是人們對某一個領袖人物的天賦品質的相信和崇拜，但這種天賦品質可能是真實的，也可能是假設的，甚至是偽稱的。
毛澤東把「個人崇拜」和「群眾路線」兩個概念聯繫起來
學者們選擇的研究對象不同，他們對如何運用韋伯理論的傾向性也不同。比如喬威特（Ken Jowitt）以中國共產黨為例，傾向於認為韋伯所謂天賦品質是真實的，中國的超凡權威不是一個領袖（毛澤東），而是一群人，中國共產黨。有人稱這種解說為新韋伯論（Neo-Weberian）。可惜的是喬威特對中國現代史了解膚淺，他在1990年代出版的書，用的卻是1960年代的有關中共的二手資料。
與此相反，林厚姆（Charles Lindholm）則傾向於認為韋伯所謂天賦品質是假設的或偽稱的。他選擇的研究對象是希特勒、吉姆．瓊斯（Jim Jones）等等；還著重指出韋伯不僅闡述了人們對超凡權威的相信和崇拜是他們服從的基礎，同時也強調了其他使他們俯首聽命的世俗原因，例如對權威報復的恐懼和對權威賜善的希望。
人們追隨某一領袖的原因是錯綜複雜並受歷史時代和文化的局限。中國人為什麼信仰和跟隨毛澤東，甚至在他死後近半個世紀了，不少人仍然湧向韶山去紀念他的生日？這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問題，但這不是本書的著重點。
與此相連的另一面是為什麼毛澤東能成為中國人信仰和追隨的領袖？他具備的哪些個人素質為其成功之祕訣？毛澤東不顧一切的自信是否是他的成功祕訣之一？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有哪些歷史行為可以立證？如果我們假設毛澤東領導下的政府是一種超凡權威，其基礎是人們對他的信仰和追隨。那麼加強此種信仰就必然是該政府決定政策時的基本理念，以期政權鞏固和國家發展。五○年代中國政策選擇的史實可以證明這一論斷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