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景華縱火殺人，害死一家六口的案件，令社會大眾髮指。即使在非常不願意判處死刑的司法界，也從一審到更一審，四度判處其死刑。孰料近日最高法院引用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政公約」）第六條以及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之第36號一般意見（下稱「36號一般意見」），改判為無期徒刑。這樣的判決，又一次引起輿論嘩然。各網站的留言除了批評恐龍法官外，也把「兩公約」拖出來咒罵了一頓。然而，公政公約真的有規定不能判死刑嗎？最高法院的裁判，是法官自己的價值偏好，還是誤讀了「公政公約」與「36號一般意見」？
沒錯，兩公約（公政公約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人權規定，的確經由「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下稱施行法），而成為中華民國法律的一部份。施行法第二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同法第三條也明定，適用兩公約規定，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所以，如果「公政公約」第六條與「36號一般意見」真的有最高法院所說的那些內容，那我國法院確實該受到拘束。可是經查發現，這兩份國際人權法的文件很冤枉，最高法院硬把它們沒有的東西塞給它們！
最高法院的新聞稿指出，依據「公政公約」第六條與「36號一般意見」，行為人必須是「直接故意」（刑法13 條 1項：「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的行為方可判處死刑。而湯景華縱火殺人乃是基於基於「間接（不確定）故意」（刑法13條 2項之定義為「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而殺人，因此「依照公政公約的規定，不能科處死刑」。
公政公約第六條保障人民的生命權，其規定「非犯情節最重大之罪……不得科處死刑」。那湯景華的行為是否構成「情節最重大之罪」呢？最高法院自己的新聞稿也表示「湯景華的動機、目的自私，手段惡劣，且輕視他人居住安寧及生命法益，殃及無辜，奪走翁○緣等6人的寶貴生命，造成永遠無法回復的損害，倖存的翁○智及其他親屬則家庭破碎，天人永隔，承受巨大恐懼、苦痛，並危害公共安全及社會秩序至深且鉅，其犯罪情節事項極為嚴重。」，這看來明明就符合公政公約第六條的要求啊，為何說公政公約禁止本案法官判處死刑呢？
最高法院表示，那是由於「36號意見書」規定，僅有「直接故意」才符合公政公約第六條「情節最重大之罪」之要件。然而，真的如此嗎？
「36號意見書」的內容，其實網路上很容易搜尋到包括中文在內的全文文件。如果更認真一點對照英文原文，就知道根本不見得是最高法院所說的那麼一回事。「36號意見書」在第35段指出「情節最重大之罪」必須「僅限於程度極嚴重之『故意殺人』」（only to crimes of extreme gravity, involving intentional killing）行為。它並沒有將「故意殺人」（intentional killing）區分為「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接著，意見書繼續從反面例子來說明，哪些案件不能算是「故意殺人」—若是犯罪行為並非直接導致死亡，或並非故意致死（Crimes not resulting directly and intentionally in death），則不算是「故意殺人」。意見書中舉了一些例子，例如持械搶劫、性犯罪等，均屬相當嚴重的罪行，然而都不是「故意殺人」，因此都不可以判處死刑。
從「36號意見書」來看，根本沒有提及「直接/間接故意」的區別，而且套用在湯景華的「故意殺人」案，也沒有任何不合之處。法學素養深厚，經驗豐富的最高法院法官們為什麼會讀錯呢？或許在「36號意見書」的中文（簡體）版有一段話「…未直接和故意導致死亡的罪行……絕不能作為判處死刑的理由」，有人一時疏忽，將「未直接和故意」看成「未直接故意」，而誤解了文義。但這樣的明顯錯誤，顯然不該是最高法院法官們所會犯的。因此真的令人難以理解，這樣的古怪見解是哪兒來的。
再仔細查詢，會發現最高法院此一有關人權公約的錯誤見解，至少在 103 年台上字第 807 號刑事判決就已經出現過。在這個判決中，法官將英文的“intentional killing”翻譯為從未出現在我國刑法文字中的「『蓄意』殺人」，然後將「蓄意」又定義為「直接故意」。此一見解是否妥當，似應徵詢對英文刑法文字熟稔之專家（如：吳巡龍，判死改無期最高院誤解國際公約？），而不宜望文生義，憑空創造。
近年來，死刑存廢之爭議在國內爭辯激烈。筆者也是傾向廢除或減少死刑的論者之一，曾經遭到不少「反廢死」朋友的指教。然而，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要廢死或停止執行死刑，仍然要走正軌道路。死刑目前仍是中華民國法律中明文承認的刑罰，法官不能拒絕適用法律。在個案中，法官可以依法理嚴格限縮死刑之適用範圍，但法官畢竟是法的僕人，不可在行使司法權之際，任意展現自己的主觀價值。如果法官真心基於自己的法學見解，認為「間接故意」就不是「情節最重大之罪」，那就請清晰地論證，而不要甩鍋給無關的兩公約。事實上，一般大眾難以理解的，就是這種怪異的論述—「情節重大」與「直接或間接故意」有什麼關係呢？最高法院自己都表示，湯景華「危害公共安全及社會秩序至深且鉅，其犯罪情節事項極為嚴重」，卻又說「因為依公政公約，間接故意就不是情節重大」，那民眾當然覺得「兩公約」是個莫名其妙、不合常理的東西啊。自己不想判人死刑，又不願意面對社會輿論，就把公政公約搬出來當人肉盾牌。這樣將人權公約污名化，是很糟糕的法治示範。
真心廢死的話，總統可以特赦所有死刑犯，全面執政的民進黨可以在立法院完全廢除死刑規定，法官可以聲請釋憲。最近美國司法部部長Merrick B. Garland也下令暫停執行聯邦死刑，全面檢討、審視既有的死刑案件有無冤錯假，是否有歧視少數族裔之嫌。這些都是開大門走大路，光明正大的措施。扭曲、甩鍋兩公約，等於是誤用法律；而這樣的誤用又對社會大眾欠缺說服力。這種態度，只會讓廢死之路越來越遙遠。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